《中外名人传记百部-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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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熙 传
第一章 少年皇帝 智擒鳌拜
公元１６６１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凌晨，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年仅２４岁的顺治帝福临，因患天花逝世于养心殿。正月初九日，顺治帝的第三个儿子，年仅８岁的玄烨即帝位，以次年为康熙元年。他就是此后统治中国６１年的康熙皇帝。
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１６５４年（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父时年１７，母亲时年１５。母亲佟妃，是辽东汉人佟养真的孙女。因为母亲佟妃不得宠，玄烨从小也不受父亲重视。顺治帝借口幼小的皇三子未出痘，令其与保姆别居于紫禁城西的一座府第。顺治十四年十月，顺治帝宠爱的贵妃董鄂氏生了皇四子，顺治帝欣喜若狂，据说即将指定他为皇太子，但时隔三个多月，此子不幸夭折。
玄烨还是十分幸运的，他一生下来就得到祖母孝庄皇太后的特别喜爱。孝庄皇太后是一位有政治头脑、贤良而卓识的妇女，她１４岁嫁给皇太极为妃，２７岁生顺治帝福临。皇太极逝世时，福临６岁，她３２岁。孝庄皇太后深知汉军皇妃的重要，因而非常宠爱玄烨的母亲佟妃。佟氏怀孕后，皇太后以有“祥征”康熙传 ４为由，预言“异日生子，必膺大福 ”，预示玄烨将来可能继承帝位，所以，孝庄皇太后对玄烨备加爱护。康熙幼年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口齿清晰，举止庄重。祖母认为孺子可教，特令自己的亲信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这位孙儿，她经常亲自教诲玄烨，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子。如“俨然端座”这一项，是皇帝举止修养最基本的功夫，为了养成这种习惯，皇太后时刻告诫他。皇太后“望孙成龙”心切，经常使玄烨承受力不能及的学习负担，以致一度体弱多病，必须针灸治疗。皇太后的这种严格、认真的训练是十分有成效的。玄烨从小喜欢读书、学书法、留心典籍、习射、观看耕种，不喜欢饮酒，不看无聊的书籍。
皇太后按既定目标培养玄烨。玄烨５岁时，就依清制，学着随众上朝，站班当差，入书房读书。玄烨读书十分认真，若有一字不明白，都要追根求源，直到弄明白为止。 他经常向有经验的老年人请教，“问其以往经历之事而切记于心，决不自以为知，而不访于人也”。 祖母经常给他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他听后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当像祖父一样的英杰。
玄烨自幼聪明好学，立志做一个贤明的帝王。他６岁那一年，一天和哥哥福全、弟常宁去给皇父顺治帝请安。顺治把他们搂在怀里，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康熙传 ４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福全说 ：“愿意做一个贤王”。玄烨说 ：“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 。”他小小年纪便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使顺治皇帝十分惊异。
顺治皇帝在弥留之际，曾想立“年龄较长”的次子福全（长子牛纽两岁夭折）为帝，因福全未出过天花，没有免疫力，所以接受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的规劝，按母后的意图，传位给出过天花的皇三子玄烨。这时，曾有人根据宋代太后临朝称制的先例，请孝庄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她一心辅佐皇孙，不想当女皇，所以断然拒绝了。
正月初九日，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恪遵遗诏，俯徇舆情 ”，即皇帝位。 玄烨亲御太和殿（俗称金銮殿），升宝座， 鸣钟鼓（因父丧免奏乐），文武百官行礼毕，颁诏大赦， 定顺治帝谥号曰章皇帝，庙号世祖，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康熙一词，满文汉意是安定太平，表明清朝统治者在遭到人民长期抗击之后，渴望出现太平安定的局面。当时虽然先后消灭了东南和西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以及抗清农民军余部，初步实现统一，但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仍有相当势力，他驱逐荷兰殖民者，入据台湾，坚持反清；侵入黑龙江流域的沙俄势力有待于驱逐；漠西厄鲁特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尚需进一步加强统治和管理。因此，要实现太平安定的理想，对于新即位的康熙传 ５康熙帝来说任重而道远。
顺治皇帝临终前指定了皇太子，同时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定了四名亲信大臣辅助幼帝。四名辅臣是：内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 鳌拜（镶黄旗）。 按传统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摄理。但是宗室诸王摄政权势过大，容易擅权越位，不仅太后没有参政的机会，而且会侵犯皇帝的正当权益。顺治皇帝吸取历史的教训，没有沿用旧制，而是改由上三旗元老重臣共同辅助幼帝，这更加适合孝庄皇太后辅助幼帝登极的需要。
四大辅臣中的三位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原系皇太极太宗的旧部，早年就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备受信任。太宗逝世后，他们拥立皇子福临即帝位。顺治初年，因为不肯追随摄理政务的睿亲王多尔衮而屡遭打击，直到顺治八年福临亲政才分别将他们召还复职。索尼晋升一等伯，擢升内大臣，总管内务府。遏必隆袭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晋二等公，任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
苏克萨哈与索尼等有所不同，原系睿亲王多尔衮属下近侍，因为首先揭发多尔衮的问题得到顺治皇帝及太后的信任，被提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正白旗归康熙传 ６属皇帝以后，苏克萨哈以功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因此，在顺治帝逝世之前，四位大臣在反对多尔衮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一边，深得太后的赏识与信赖。他们被委任掌管宫廷宿卫和上三旗实权，经常守卫在皇帝和太后身边，参与议论军国大事。因此，顺治帝在弥留之际任命四人为辅政大臣是自然的事。
四大臣辅政初期，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相安无事了几年。后来，四大臣中渐渐出现了不安定因素，主要是鳌拜居功自傲，骄横跋扈。鳌拜是清初开国勋臣费英东之侄，因为骁勇善战，军功卓著，累升至内大臣，位至公爵，赐号巴图鲁（满语“英雄”的意思），成为后起诸将中的佼佼者。 他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别人都惧怕之。他与居于四大辅臣之首的四朝元老索尼不敢相争；与遏必隆同属一旗，遏必隆遇事对其随声附和；惟有苏克萨哈是他打击的对象。他见苏克萨哈爵秩虽然低，班次竟居第二，仅次于索尼，一旦索尼归天，苏克萨哈有可能依次递补，代替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鳌拜对此耿耿于怀。加之黄旗与白旗之间的历史积怨较深，两人遇事争吵不休，积怨成仇。鳌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三旗内部挑起争端，打击苏克萨哈。
鳌拜把许多年前圈占北京附近田地时，由于多尔康熙传 ７衮利用权势造成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重新挑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这一计谋果然引起两黄旗大臣的共鸣，造成八旗纷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的形势，对太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施加压力。当户部一些白旗大臣从安定国计民生出发，反对圈换土地时，鳌拜便要将这些官员处死，强制推行圈换土地的政策。尽管康熙帝出面调解，不准鳌拜所奏，鳌拜还是捏造罪名，将一批反对圈换土地的官员处斩了。
圈换土地事件造成的危害深远。再次加深了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四大臣中打击了苏克萨哈，使过去四辅政大臣协商一致的原则打破了，为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乱政开了方便之门。此后，鳌拜便大肆地拉帮结伙，结党营私。他把自己的儿子和亲信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国家大事多是先在家里商量好了，再拿到朝堂上宣布。康熙皇帝逐渐长大，也逐渐提高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鳌拜开始有所戒备，并多次进行抵制和斗争。但鳌拜决定了的事，若是康熙帝不同意，鳌拜就终日在朝廷上吵闹，逼得康熙帝非点头不可。哪个大臣敢提出异议，他就寻找借口想方设法把他杀了。有一次，康熙皇帝想指定一个人当户部尚书，鳌拜却想安插他的一个亲信，但对皇帝亲自指定的人又不好驳回去，他就下命令让这两个人同时担任户部尚书。
康熙传 ８
自从鳌拜挑起圈地事件，朝廷百官人心惶惶，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百官的推动下，辅臣索尼等于康熙六年（１６６７）三月，“ 奏请皇上亲政 ”。六月，索尼去世。康熙见鳌拜更加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经祖母太皇太后同意，定于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这天，康熙皇帝身着龙袍，头戴皇冠，御临太和殿，躬亲大政。
康熙亲政，昭示着辅政大臣的权力下降了。可是鳌拜擅权的野心却进一步发展，想乘机越过苏克萨哈、遏必隆，代替已故的索尼，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他见自己的计谋不能实现时，又试图拉苏克萨哈一起干预朝政。苏克萨哈诚心归政于皇帝，不愿与鳌拜同流合污，并坚决抵制鳌拜的卑劣行径。当鳌拜的权力欲望得不到支持和满足时，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
苏克萨哈见鳌拜的权势很大，自己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了隐退的念头。 他于皇帝亲政的第六天， 以“身婴重疾”为由， 上书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苏克萨哈此举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表明由于鳌拜的专横，自己不得不隐退；二是试图以自己隐退的举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一并辞职交权。但康熙皇帝毕竟年轻，对苏克萨哈的困难处境及其苦心并不十分了解。见他突然奏请守陵，“不解所谓”。鳌拜正要陷害苏克康熙传 ９萨哈，便借机大做文章。他于七月十七日排斥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大学士，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大罪二十四款，议定之后向皇帝奏报，称苏克萨哈“存蓄异心，论如大逆，应与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皆磔死 ”，其余子６人、孙１人、兄弟之子２人，无论已到年龄未到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等，皆斩决。康熙皇帝这时才知道，鳌拜等怨恨苏克萨哈经常与其争论，积怨成仇，要置苏克萨哈于死地而后快。康熙“坚执不允所请”。但是鳌拜连日强奏，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最后康熙只把对苏克萨哈从分解肢体的酷刑改为处绞，其他都按其原议行刑。鳌拜专权作恶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鳌拜冤杀苏克萨哈之后，更加肆无忌惮。凡起坐班行，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一切政事先在家里议定，然后施行，并将部院启奏官员私自带往家中商量。他拉帮结伙公然抗旨，严重威胁皇帝的权威。这是康熙帝不能容忍的。他不动声色地作铲除鳌拜的准备。
康熙皇帝深知鳌拜长期掌握朝廷大权，树大根深，很难对付，如稍不谨慎，走漏风声，就会打草惊蛇。他为此动了一番脑筋。想了一个办法：按清朝的规矩，下令选了一部分满族权贵的子弟，在自己身边供差遣和充当贴身侍卫。这些侍卫都是跟皇帝年龄差不多、康熙传 １０体格健壮腿脚灵活的少年。康熙帝每天和他们做相扑游戏，练习摔跤。鳌拜进宫办事，康熙帝也装着不在意，照样玩得热热闹闹。鳌拜见了感到好笑，感到皇帝只知道打闹玩耍，便没有放在眼里。
有道是欲擒故纵。康熙帝也采取了这一战略。他曾给鳌拜父子分别加过“一等公”、“二等公”的封号，以后又分别加了“太师”、“少师”封号，至此，鳌拜父子真的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康熙以此麻痹他们。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疏言“天下治乱系宰相 ”，点明鳌拜的危害。康熙帝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便斥他“妄行冒奏，以沽虚名 ”，声称要给予处分。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五月的一天，鳌拜假称有病不去上朝，还放出风声，说皇帝应该到他家去探望。康熙皇帝果然亲自来到了鳌拜家，刚走进鳌拜的卧室，见鳌拜神色十分紧张，双手按住床沿，一个御前卫士快步走上前去，揭开床席一看，原来下面藏着一把匕首。鳌拜见此情景十分紧张。康熙帝却出人意料地大笑道 ：“刀不离身是满人的故俗，不足为怪 。”当场稳住了鳌拜。说罢，他详细地询问了鳌拜的病情，嘱咐他好好调养，又对左右侍候的人嘱咐了几句，起身回宫去了。
康熙做好了铲除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他以各种名义将鳌拜的党羽先后派出去，削弱了他的势力。将康熙传 １１鳌拜的胞弟内大臣巴哈“差往审理察哈尔阿布奈之事”；将鳌拜亲侄侍卫苏尔马差往科尔沁，将鳌拜姻党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差往苏尼特编定扎萨克事务；将工部尚书都统济世差往福建“巡海”。 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８年（１６６９年）五月十六日，亲自给那些每天跟他摔跤的少年侍卫做动员部署。他问 ：“你们是怕我还是怕鳌拜？”侍卫们齐声说 ：“我们只怕皇上。”康熙宣布了鳌拜的罪过，布置道 ：“等会儿鳌拜来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 。”
过了一会儿，鳌拜进来了，他像往日一样大摇大摆地走着，没等他站稳脚跟，康熙帝使了个眼色，那伙少年侍卫一哄而上，连拉带拽将他推倒在地。鳌拜本来是个身经百战、受过“巴图鲁”（满语“英雄”）封号的武将，开始以为是几个小孩子跟他闹着玩的，等他看清了小皇帝冷峻的面孔，才猛然醒悟过来，但这时已被捆住手脚不能动弹了。同时被抓的还有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等人。
当下，康熙帝召来了议政王和大臣，命令他们审讯鳌拜。议政王和大臣们平日都痛恨鳌拜的专横，一桩桩列举了鳌拜欺君枉上等三十条罪行，一致要求将他处以死刑，其亲子、兄弟一并处斩，妻子和孙子为奴，家产籍没。其族人有官职以及在护军者，均应革退，各鞭一百，披甲当差。其他如遏必隆等一批亲信康熙传 １２党羽分别判立绞、立斩、即行凌迟处死等。
议政王和众大臣议定上奏皇上。康熙帝再次召见鳌拜等，当面审问。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在历数了鳌拜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诸罪行之后，宣布 ：“情罪俱真，本当依议处分，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遏必隆无结党之事，免其重罪，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与伊） 子……”
擒拿鳌拜涉及权力更迭大事，人事关系十分复杂，但康熙帝仅用十天就全面宣布处理结果。从谕旨内容看，毫无报复之意，体现了极高的政策水平，做到了法外施仁，区别对待：鳌拜以功免死拘禁，其兄赵布太、子那摩佛也从宽免死拘禁；遏必隆免其重罪，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罪不可赦的死党仅处死了９人，比原议大大减少；有的死党免罪还留原任；满汉文武官员中，因畏鳌拜权势趋炎附势者，均免以查处。康熙帝在铲除鳌拜集团时，表现了极其宽大仁政的胸怀，有效地防止株连，稳定了朝廷秩序。另外，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级者，都一一给予平反昭雪。对已故苏克萨哈等，其爵位、世职，由其后人承袭。此案的处理深得人心，表明了年轻的康熙帝已日趋成熟。
议处鳌拜，废除了辅政大臣，康熙帝收回了批红康熙传 １３大权。从此以后，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全部出自皇帝之手，从不让人代书。即使康熙帝年老后，仍坚持这一习惯，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就用左手执笔批旨。
康熙帝认真反思和吸取了鳌拜事件的教训。坚决反对官员怀挟私仇互相陷害，从这以后的三四十年间，无大臣互相攻击之事发生。康熙皇帝鉴于过去议政王大臣会议被鳌拜把持，会议之事还未确定，外面的人就已知道了，为此进行了整顿，规定诸王、贝勒、大臣务须缜密，不得泄漏秘密。针对鳌拜专权时形成的“交通在内近侍，使令人员妄行干求，或潜为援引，或畏威趋奉”等官场歪风，康熙帝规定“仍前干求趋奉者，定行从重治罪，决不饶恕”。
１６岁的康熙皇帝机智果敢地铲除了鳌拜集团，摆脱了当傀儡的烦恼，真正达到了亲政的目的，从此他兢兢业业勤于朝政。御门听政是康熙帝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主要形式。他除了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日在太和殿上朝外，其余时间都去乾清门听政。康熙帝御门听政风雨不误，做到每天“未明求衣，辨色视朝 ”，春夏早晨六时、秋冬早晨七时，必须亲御乾清门听理朝政，从不肯懈怠。
康熙皇帝通过御门听政，对辅政时期的政治作了重大改进，及时了解下情，直接处理并不断改进政务。康熙帝听政十分认真，坚持一一全览各部院呈送的本康熙传 １４章。有的人以为皇帝未必能通览所有的本章，因此书写经常疏忽，康熙帝一一通览，连其中的错字都能发现并改了出来。遇有战事时，每天本章多达三四百件，通常每天也不下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帝都“亲览无遗”。 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充分发挥群臣的智慧，集思广益，使国事决策尽量避免偏颇失当。政务处理迅速及时，成为康熙朝政务的一大特点。
康熙传 １５
第二章 缓和满汉民族矛盾
粉碎了鳌拜集团，实现了大权归一，迎接年轻的康熙帝的是一个个棘手的内政外交难题。如何处理好满汉民族间的矛盾，就是一个十分费神的事情。
满汉民族矛盾在顺治年间曾经十分尖锐，后来，随着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斗争遭到镇压，南明朝最后一个桂王政权被消灭，明清之间的战争以清朝的胜利而告终，因此，汉族地主中的大多数人感到复辟明朝已不可能了，便转而支持清王朝。但是仍有少数人继续在经济和政治思想领域从事反清活动，有的抗纳税粮，有的印刷反清书籍等。
康熙皇帝总结先人统一辽东和内蒙古的经验，深知单凭武力不能使统一局面持久，必须争取民心。康熙帝清楚地意识到，汉族地主阶级深受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 利用《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 以及精通这些经典的汉族士大夫可以帮助自己共同治理国家。
康熙帝即位后就着手修改顺治年间一些明显压制汉族的法律与政策，通过停止圈占土地、修订《逃人法》，同时全面调整江南政策， 照顾了南北汉族地主的利益和要求，为在新形势下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开创康熙传 １６了光明前景。
康熙帝采取了许多实际有效的行动缓和了满汉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其中尊孔崇儒既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措施，也是其治理国家的需要。
我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皇帝都尊崇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清代，除太祖努尔哈赤晚年一度执行诛儒政策外，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均执行尊孔崇儒政策。 据历史记载 ：“世祖等好儒术，手不释卷 ”，并采纳给事中张文光的建议，按照明朝嘉靖十九年封号，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康熙帝大有乃父遗风，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学习汉族传统文化抱有强烈的欲望和浓厚的兴趣。 从８岁登基，“即知黾勉学问 ”，因没有设经筵日讲，他就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读经书、写汉字。张、林二人原是读书人，后成为宦官，他们不仅教康熙读书，还能讲说明朝典制及宫廷轶事，使康熙帝受益匪浅。乳母怕他过分劳累，把他所读的书藏起来，祖母也劝他不要过分勤苦，他不为所动，仍然勤学不辍。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四月十五日，擒拿鳌拜之前一个多月，康熙帝采纳汉官的建议，乘车亲自到太学庙祭祀孔子。他以极为虔诚的心情，于棂星门外下车，步行进大成门，到孔子位前行三跪六叩头礼。亲康熙传 １７自祭奠完毕，又听满汉学者讲《易经》、《书经》，并鼓励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 。”
后来，康熙帝一直推崇孔子的道治，不断抬高孔子、孟子的地位和作用。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十一月，他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经过山东曲阜，亲自到孔庙瞻仰，行三跪九叩头礼，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大成殿中，并决定重修孔庙，建立孔子庙碑，亲自撰文书写。康熙帝尊孔崇儒的至诚态度令汉族士大夫备感亲切。
康熙皇帝深知儒家思想十分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便认真学习，始终不渝。剪除鳌拜之后，他便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他于九年（１６７０）七月，召国史院学士熊赐履至瀛台试讲。十年（１６７１）二月十七日午时，他于保和殿举行经筵大典，十年四月初十首开日讲。日讲官都是皇帝从尚书、侍郎和翰林院官员中慎选的德才兼备、学问优长之士担任。一些日讲官兼皇帝的起居注官，与皇帝接触多，特别受信任，晋升快。这些人中，汉人占绝大多数。从康熙十年三月到二十三年九月他第一次南巡前，汉人任此职的共４２人， 其中江南 （今江苏、安徽）１８人，浙江１０人，江南、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广（今湖南、湖北）五省共３２人， 占总数的７５％以上。这说明康熙传 １８康熙帝早在南巡之前就对江南士大夫给予较多的关注，为日后江南人参政创造了有利条件。
康熙帝对儒家学说学习十分认真。每天没有上朝理事之前，五更就起来诵读；晚上处理完政务稍有点闲暇，他就复习日讲内容仔细琢磨。他这样苦学，以致劳累过度，痰中带血，但从不放松。康熙帝在听讲过程中，经常向日讲官咨询时政，有疑必问。逢外出巡视，或去南苑围猎，也从不停止，必须让讲官随从。
康熙皇帝还不断改进传统进讲方式。他于十六年（１６７７）三月十二日决定，今后讲官进讲完毕，他要适当进行复讲，以加深理解，巩固记忆。不久，他又从听后复讲改为听前先讲，他试讲后，讲官再针对皇帝的理解程度进讲，这样学得更深入。有时，他还于听讲之后谈体会。一部书学完之后，康熙帝还主动要求讲官抽考，考核学习成绩。后来，随着学识的增长，康熙帝已能对讲述的内容加以评论，并提出具体要求。
康熙帝以儒学治国，于九年（１６７０）十月九日发布了著名的《圣谕十六条》。 颁布全国，要求切实遵照执行。康熙皇帝倡导信奉儒家思想，有利于联络广大汉族官民的感情，缓和了满汉民族矛盾。
康熙皇帝曾于内廷设立了南书房。入直南书房的官员多是才华出众的汉人，他们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康熙传 １９字、讲求学业、时备顾问，还代拟谕旨、编辑典籍，使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惟有南书房基本都是汉人。
康熙帝与入直南书房诸臣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于同堂师友，感情极为融洽。康熙帝对这些好学能文、才智敏捷的江南汉人学者特别欣赏，以师友之情备加信任，不断提升任用。其中不少人提升极快，世代享受荣禄。有的四代五代都为讲官，入直南书房。他们中不少人刚入直南书房地位并不高，甚至很低，入直之后在皇帝的扶持下发展为汉族新权贵。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中如有过失，康熙帝亦曲予保全，如大学士熊赐履，曾经因为票拟错误而诿咎他人被革职。康熙帝不忘他的才能和对自己事业的巨大贡献，第一次南巡至江宁（今南京）， 亲切召对，亲自御书经义斋匾额赐给他。康熙二十七年六月，皇帝又重新起用他为礼部尚书，后调吏部。康熙三十四年，其弟赐瓒因罪下狱，御史借机疏劾熊赐履，请求予以严惩。都察院议要降三级调用。康熙帝不仅不问罪，并赦免了其弟的罪，于三十八年授熊赐履为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担任《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康熙四十二年，赐履以年老请求休息，康熙帝准许减少他的事务，仍然康熙传 ２０享受奉禄，留京备顾问。四十八年，赐履去世，康熙命礼部派遣官员视表，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文端。五十一年，康熙帝仍回忆熊赐履的才华和功绩，命令吏部重用他的儿子。 因他的儿子当时年幼， 令“俟年壮录用”。
其他不少入直南书房的汉族士大夫，与一些案件有牵连过，康熙帝都极力保全，不肯加罪，一直到老甚至世代享受恩惠。
康熙皇帝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士大夫，于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正月，决定特开博学鸿儒科，选拔才华出众之士，开局纂修《明史》。“博学鸿儒科”是康熙帝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新创立的特别科目。在唐玄宗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创博学宏词科，宋代继之，在进士及第者中选拔博学能文之士。因要求极高，考取很难，所以此科未能普及和推广。元明清时期，科举以进士科为主，并专以八股文取士。它对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年轻士子比较适宜，但对于怀念明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名节之士不适宜。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沿袭常规的科举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通过荐举办法，敦请名节之士出仕任职。
康熙十五年五月以来，平叛战争形势发生巨大转机。陕西、福建、广东、江西等各个战场相继获胜，聚歼逆首吴三桂之势已成。明朝遗老复辟故国的最后康熙传 ２１幻想已经破灭。康熙皇帝考虑到这种形势或许对那些“气节之士”有所触动，便借机再次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宣布特开博学鸿儒科。博学鸿儒科与唐宋“博学宏词科”名称一致，目的是借用其名加重此科的地位，但做法比较灵活，基本采用两汉时的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将宏词改成鸿儒亦有其深意 ：“鸿儒”系硕学能文之大儒，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尊崇的称谓。
康熙帝降谕宣称 ：“凡是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 。”大学士李Ｘ等遵旨荐举了１７０余人。各地名流学者、怀才不遇之士，皆在被荐之列。因为病故等原因，陆续到京的有１５０人左右。康熙帝推迟了考试时间，每人每月给俸银三两、米三斗，保证他们专心研练词赋，无饥寒之忧。
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三月初一，康熙皇帝于体仁阁，亲自组织考核由内外诸臣荐举的１４３名博学鸿儒。试题两道 ：《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 考试完毕，吏部收卷，翰林院总封，进呈皇帝。第二天，康熙皇帝到霸州（今河北霸县），亲自阅卷，然后再交阅卷官大学士李□、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并商议录取人选。康熙传 ２２康熙帝经过精心考虑，凡在所必取之人，即使作诗出了韵，或者用语犯了忌讳，一律曲加通融，不作计较。浙江萧山毛奇龄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帝未挑剔其政治含意，仍予以录用。无锡布衣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考试之日借口眼睛有毛病，仅作一诗。康熙帝平素知其姓名，特别招呼阅卷官 ：“史局不可无此人 ”，遂取为二等。这次考试最后取中了一等２０名，二等３０名，当时的名儒秀彦多于选用。
入选的博学鸿儒，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从优俱以翰林用，根据其各自的情况，分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 检讨等职， 命与卢琦等１６人一起纂修《明史》。另外，康熙帝谕旨，在参加考试未中者中，选年高布衣处士，以及来京后因年老未能参加御试的太原傅山、定兴杜越，“俱着授内阁中书”。
通过特开博学鸿儒科，让大臣荐举，使清廷掌握了当时名流学者的基本情况。有些学者虽然因故未能参加御试， 朝廷仍想方设法聘请参与纂修《明史》。如当时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应聘至京，但他坚持不入史馆，不挂衔、不受俸禄，答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因为他熟知明朝史事，所以史馆对他极为倚重和信任，请他复审所有书稿，历时１９年，实际起了总裁作用。所以，康熙帝为网罗硕儒遗老，不拘形式，康熙传 ２３不遗余力。
通过博学鸿儒科试及《明史》开局，康熙帝与汉族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大夫的关系更加密切。据统计，在取中的５０人中，江苏２３人，浙江１３人，直隶５人，安徽３人，江西２人，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均各为１人，其中南方各省共４２人，占总数８４％。 有些在顺治年间被降职罢免的汉族士大夫，这次又通过博学鸿儒科被重新起用。如江苏长州（即苏州）人汪琬、无锡人秦松龄等就是这种情况。考取者不仅参与修史，而且其中汤斌、秦松龄、曹禾、朱彝尊、严绳孙、王顼龄、潘耒等，曾被选任日讲起居注官；陆□、朱彝尊等，先后入直南书房。严绳孙担任日讲起居注官后，一改过去高傲态度，做到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力报康熙帝的知遇之恩。
康熙帝与这些鸿儒学者不仅在任时交往密切，离任返乡后，仍保持友好关系。如汪琬，因修史时与别人意见不一致，入史馆仅６０多天就告病返乡。时间虽短，康熙帝并没有忘怀，皇帝南巡时驻无锡，以其在翰林、居乡十分清正，特赐御书一轴，时人引为光荣。同乡尤侗，修史三年后告归，康熙南巡到苏州，主动献诗颂扬皇帝的恩德，康熙帝赐御书“鹤栖堂”匾额， 迁侍讲，称之为“老名士”。另外，康熙南巡时，对返乡的朱彝尊、邰远平等均赐御书额幅。康熙传 ２４
康熙帝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满汉官员的待遇平等一致。清入关之初，满官的品级高于汉官二三级，甚至四五级。康熙剪除鳌拜后，认为 ：“满汉大小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划一 。”后来修成《品级考》，将满汉官员品级提升手续俱行划一。品级待遇是最敏感的问题，满汉官员品级划一，表明了朝廷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争取汉族官员作用很大。
后来，满汉官员的其他待遇也逐渐趋于平等。康熙十一年六月，康熙帝得知礼部汉人尚书龚鼎孳患病，因而让翰林院满族学士传达礼部 ：“满洲大臣患病，皆遣医疗治。今闻礼部尚书龚鼎孳患病，朕满汉一视，尔其同近侍侍卫吴海，率御医如文照，往龚鼎孳家诊视 。”并叮嘱御医“用心调治”。 后来，汉大臣家有丧事，康熙帝让满汉官员同等待遇，派大臣前往赐茶酒。
康熙帝对清初强制汉人满化的政策有较大变革，转而尊重汉俗，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促使相互接近。如满族妇女向来不裹足，太宗皇太极开始，一再严禁汉人妇女裹足，以防止满族妇女逐渐染上汉俗。裹足不利于妇女的健康，妨碍生产劳动，予以禁止本无可非议，但这规定与汉族士大夫习俗不合，康熙为表示向汉族士大夫让步，特别允许废除裹足的禁令。
康熙帝还特别优礼前代，对明皇陵、王墓一律加康熙传 ２５以保护。十四年九月，他去汤泉，路过昌平，见明朝诸陵殿宇虽存，门户破损不堪，附近的树木也被摧残殆尽，深为痛惜，他谕礼部 ：“严加申饬守陵人户，令其小心护防；仍责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勿致仍前怠玩，以副朕优礼前代之意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二，康熙帝第一次南巡返回途中驾临金陵（今南京）， 亲自拜谒明太祖孝陵，行三跪九叩头礼，赏赍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康熙帝这一举动对广大汉族官民心理影响极大，“父老从观者数万人皆感泣 ”， 总督王新命刻石记事，认为这是“古今未有之盛举”。
受康熙帝的影响，一些满族学者对儒家经典充满强烈兴趣，满大臣也逐渐以较为平等的态度对待汉大臣。康熙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满汉民族矛盾逐渐得到缓和，为平定“三藩”叛乱、统一边疆地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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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平定“三藩”之乱
成功地平定“三藩”之乱，是康熙统治值得大书一笔的业绩。
康熙帝亲政之后，以三藩、河务、漕运三大事书写悬挂在宫中的柱子上，夜思日想，其中，又将处理“三藩”看成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藩”是指封建王朝的属地。“三藩” 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来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他们原先是明朝镇守辽东的边将， 后来相继投降清朝，充当引路人，领着清兵开进中原，攻打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招降汉族地主，一路打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顺治皇帝封他们为王，给予优厚的待遇。后来，他们逐渐扩大了私人势力，各自拥兵在手，独霸一方，成为朝廷的威胁。
三藩之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强，地位最高。吴三桂“先世由徽州（今属安徽） 至高邮州（今属江苏），流寓辽东 ”，遂入籍辽东。吴三桂自幼习武，２０岁左右中武举，历任游击、参将、副将等职，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晋升宁远（今辽宁兴城）总兵官。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二月，松锦会战结束，明朝１康熙传 ２７３万军队大部分死伤、瓦解，蓟辽总督洪承畴降清，吴三桂逃回，收集逃亡人员，兵力从３０００增至三四万，力守宁远，为明朝廷所倚重。清军占领关外各城，惟有宁远未攻下。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三月初六，李自成农民军入山西，昌平兵变，京城部队戒严，崇祯皇帝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放弃宁远，火速率兵入援京师，并起用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吴三桂奉诏进京行动迟缓，每日只行数十里，二十日至丰润，得知农民军已于前一天入京，便率人返回山海关。清朝曾多次招降吴三桂，许诺“封以故土，晋爵藩王”。李自成也曾派人招降吴三桂， 农民军“割富济贫”、“追赃助饷”政策使他不寒而栗，最终投靠了清朝。同年四月，山海关一战，清军与吴三桂联军大败李自成，多尔衮即日“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 后来，吴三桂被封为“和硕”亲王、平西大将军，管辖着云南、贵州，是那里的土皇帝。那两个省的大小官吏由他任免，税收一律供他使用，朝廷每年还要从其他各省的税收中再拨给他白银２０００万两，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还多。吴三桂把南明桂王的宫殿作为王府，又私自将明朝云南军阀黔国公的７００顷庄田据为藩庄。为了巩固权力，他加紧操练军队，采买大批军械马匹，给手下将校的儿子和地方权贵们的子弟讲授兵法，培养年轻的军官。吴三桂是个老奸巨猾的人，他康熙传 ２８怕朝廷对自己不放心，就经常在少数民族地区挑起战争，借以表示边疆多事，少不了他。他花重金从苏州买回４０个１５岁的歌童舞女，自己每天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观看歌舞，寻欢作乐。尚可喜在广东、耿精忠在福建也都专横跋扈，各自为政，只不过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比不上吴三桂。三藩的存在，成为清朝实行中央集权的巨大障碍，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
所以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便把“三藩”的问题时刻挂在心上。“三藩”的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 要想长治久安，非撤藩不可。
有一天，管理皇帝私人事务的内大臣去看望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吴应熊娶了皇太极的第十四个女儿为妻，作为额驸（即驸马）住在北京。谈话当中，内大臣开玩笑似地对吴应熊说 ：“当初朝廷赐给平西王大将军印信，是因为西南边疆有战事，现在全国平定了，怎么还不上缴大将军印呢？”吴应熊马上意识到，这一定是皇帝的意思，连夜派人前往昆明，告诉吴三桂。吴三桂没有办法，只好上缴了平西大将军印。不久，康熙皇帝又派人对吴三桂说 ：“您年纪大了，又有眼疾，不能过于操劳，云南、贵州事务让地方官去管理吧 。”后来，朝廷又借口兵多饷少，裁减了“三藩”手下兵卒。吴三桂见朝廷一再限制他，满肚子不高兴，便做起了有朝一日反叛朝廷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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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藩的实施是从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告老还乡开始的。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二月，平南王尚可喜年届７０，因受不了其子尚之信的挟持，向朝廷提出要求告老还乡，并请求让其儿子尚之信接替他的封爵，继续镇守广东。１９岁的康熙帝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他很快同意了尚可喜告老还乡的请求，但不准其儿子接替爵位，以广东已经底定，应将家属兵丁均行迁移为由，决定将其全藩撤离。准尚可喜全藩撤移的诏书，由钦差专程于五月初三日送到广州。尚可喜态度比较恭顺，“拜命之后，即缮书称谢， 随陆续题报起程日期、家口马匹数目”。
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在北京听到风声后，派人把消息送到昆明、福建。 吴三桂马上与谋士们商量 ：“尚可喜提出撤藩，我不提就不好了，所以也准备请求撤藩，试探一下。”谋士刘玄初劝他说：“皇上一直想调开你，一直不好开口。现在你若早上提出撤藩，皇上晚上就巴不得把你调开 。”吴三桂不听，并说：“我主动上疏撤藩，皇上肯定不敢把我调开。这样还可以消除他的疑虑 。”这样，吴三桂、耿精忠很快分别于七月三日、九日将撤藩申请送往北京，意在试探朝廷的态度，解除朝廷对他们的怀疑。
康熙帝接到奏疏后，立即降谕称赞二王“请撤安插，恭谨可嘉”。并以云南、福建“已经底定 ”， 同康熙传 ３０意将两藩撤离，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等对迁移耿藩意见一致，但是对是否迁移吴三桂却产生分歧。有些大臣替吴三桂说话 ：“平西王镇守云贵边远地区，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一旦撤出，边疆空虚，不得不重新遣兵镇守。兵丁往返，定会骚扰百姓。还是不撤为好 。”只有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及苏拜、塞克德等人同意将吴三桂及所属官兵家口一起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康熙帝斟酌再三，坚持三藩并撤，降旨 ：“吴三桂请撤安插，所奏情词恳切，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来 。”反对吴三桂撤藩者，主要是怕他造反。康熙对此已有所考虑 ：“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因此，他断然决定撤藩。
康熙帝于十二年（１６７３）八月，分别派遣礼部右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去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右侍郎陈一炳往福建，会同总督、巡抚、 提督，“经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 康熙深知云南之行多有风险，于折尔肯、傅达礼启程之日特遣侍卫各赐御用佩刀一把、良马两匹，以示关怀，并壮其势。
吴三桂没有想到皇帝真会同意他的请求，像输了钱的赌徒，又急又恨，决定起兵对抗朝廷。他换上了康熙传 ３１明朝孝服，把军队带到了永历帝（就是桂王）的墓前，当众跪下，一边拿酒浇地，一边磕头如捣蒜，嚎啕大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趴在地上怎么也不起来。他这一哭，把军士们的眼泪也引了出来，全军上下一片哀声。
吴三桂过去亲自率兵绞杀了永历帝父子，现在却又来假惺惺地哭陵，实际是为了试探军心。他见军士们也跟着大哭，觉得人心是向着他的，不由得心中暗暗高兴。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集合藩下官兵，当场杀害拒绝从叛的云南巡抚朱国治等，扣留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蓄发易衣冠，以次年为周王元年，标榜兴复明室，起兵反清。
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编造了一个“寄命托孤”的故事， 欺世盗名。 其实吴三桂身旁从来就不曾有过明先皇的朱三太子，第二年元旦也未“恭登大宝 ”，他的所谓借兵复仇、兴复明室的谎言不攻自破。
吴三桂依仗军事实力，于起兵前后致书平南、靖南二藩，台湾郑经及贵州、四川、湖广、陕西等地“官吏旧相识者，要约党附发兵”。 于是，明朝降清的武将构成了这次叛乱的主力。据统计，参与叛乱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２６名，其中明朝康熙传 ３２降清的武将就达２０名。另外，吴三桂煽动征集了云、贵各少数民族兵数万，加上清朝入关后忙于征战，某些地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比较尖锐，被叛乱者利用，也壮大了反清势力。因此，吴三桂发难之后，来势凶猛，驻守在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的汉族军阀纷纷攻城掠地，响应吴三桂。吴三桂一路顺风，没有经过多少战斗，就到达了湖南。只用了几个月的功夫，就轻而易举地占据了南方六省。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吴三桂反叛的详情奏疏到北京。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尽管吴三桂的叛乱不是一时一事酿成的，但是撤藩是导火线，人们的视线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对撤藩问题的争议上。一些过去反对撤藩的大臣对康熙帝说，先杀掉那些主张撤藩的大臣，才能使吴三桂息兵。康熙帝十分冷静，断然否决了这种意见，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坚决反对重蹈西汉初年景帝杀晁错的覆辙，保护主张撤藩者。诸臣对此“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
康熙帝决定派兵征剿吴三桂，平定叛乱，但是在如何派兵平叛上存在意见分歧。有的担心军需浩繁，不胜负担，主张就近调兵御守，反对自京发兵。有的说不要劳师远征， 待叛贼到来， 再出兵反击，可以“以逸代劳”。户部尚书米思翰认为：“贼势猖獗，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劲旅会剿。军需内外协济，康熙传 ３３足支十年，可无他虑 。”康熙帝最后决定派遣八旗劲旅平定叛乱。
当时，吴三桂叛军的主要进攻路线有两个方面，一是进攻长沙，掠湖广（今湖南、湖北）、江西各地，准备同其他二藩势力连通一气。二是进攻四川、陕西以威胁北京。康熙帝根据这种形势亲自调兵遣将，部署战斗。他力图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之内。他针对荆州（今湖北江陵）是咽喉要地，关系最重，首先派前锋统领硕岱率军进驻荆州，以固军民之心，并进据常德（今湖南常德），以遏制叛军。 接着命西安将军瓦尔喀悉领骑士，疾速开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险隘之地，待大军进剿云南时，与提督配合，相机进讨。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及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梁清标和陈一炳。
康熙帝考虑到大兵进征楚蜀，援兵从京发遣难以及时赶到，且致士马疲劳，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便命令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秣马以待，所在有警，便即时调遣”。 后来又考虑到从兖州支援湖广路途遥远，又在河南府设立了新的中转站，命副都统塞格等率兵驻守。
康熙帝为了及时了解前线军情，建立了一个直属自己领导、高效率的通讯系统，命兵部在原有的驿站康熙传 ３４之外，每４００里设一站，以快速邮传消息。甘肃西边５０００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保证及时了解和掌握各路战况，尽快采取对策。吴三桂最初轻视康熙，以为年方幼稚，怎能理军？当他听说康熙驿报神速，机谋深远，仰天叹服说 ：“休矣，未可与争也 。”
军事部署稍就绪，康熙即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颁发了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罪行，宣布削其亲王爵位，表示以武力平定叛乱的决心。诏书训谕云、贵两省文武官员、军民人等 ：“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诲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兄子弟亲族人等，现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勿怀疑虑。其有能擒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以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 。”
平叛斗争并非一帆风顺，曾出现过几次大的起伏。到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三月中旬，形势进一步恶化。耿精忠受吴三桂煽惑，占据福建反叛。因而浙江顿时紧张，温州府所属营兵降贼，黄岩总兵官所属太平营叛乱，平阳兵变，耿精忠悍将曾养性乘机北上，占领浙江南部。耿精忠与吴三桂约定合攻江西。康熙帝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及时加强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康熙传 ３５防止吴、耿会师江西。
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四月初，吴三桂放还朝廷使臣折尔肯、傅达礼，并带来“词语乖戾，妄行乞请”的奏章。不久，达赖喇嘛出面，建议朝廷“莫若裂土罢兵”。吴三桂要以平等身份与朝廷对话。 康熙帝义无反顾，认为对背恩反叛之徒，或征剿或招降，必消灭为止，不能退让。为彻底粉碎吴三桂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子吴世霖处绞。将吴应熊正法，确实起到了“以寒老贼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的作用。最初吴三桂自恃已占半壁江山，儿子又是皇帝懿亲，朝廷必不杀以为之招抚，当闻知吴应熊被处决，吴三桂“惊悖气夺，遂底于亡”。
福建的形势直接影响到广东。驻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自吴三桂叛乱以来，一直忠于清朝，康熙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督抚提镇听其节制，文武官员听其选补。到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初，广东形势亦恶化。尚可喜卧病，长子尚之信暂代理事，尚之信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府第，倡兵作乱，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职，杀其父亲身旁得力谋士金光，夺其弟尚之孝的兵权。
康熙帝一直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平叛战争伊始，康熙即有招抚敌人之意。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初四，陕康熙传 ３６西提督王辅臣因为绿营官兵的地位不受信任而反叛，康熙曾连降专敕招抚。尽管开始招抚未能奏效，后来还是采取 “剿抚并用” 的方法较快地稳定了西北局势。从此，康熙帝将“剿抚并用”策略迅速推广于各个战场，令对“叛变之人 ”，只要有“悔罪输诚之心”，皆可容纳。
继陕西之后，康熙将下一个剿抚重点定在福建。他一向认为耿精忠与吴三桂不同，“ 必系一时无知，堕人狡计 ”，故将吴三桂在京的子孙正法，耿精忠诸弟照旧宽容，所属官兵亦未加罪。因此，早在耿精忠叛乱不久，康熙就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偕耿精忠护卫陈嘉猷赴闽，传谕耿精忠。后来对其加强了军事进攻，仍不忘经常派人前往招抚。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八月，清军平闽大局已定，康熙为尽快解决福建问题，为广东作出榜样，谕康亲王 ：“以时势晓谕耿精忠早降，以副朕安辑民生至意 。”九月，康亲王大军收复建宁（今福建建瓯）、延平（今福建南平）等府，耿精忠无力再战，派其子耿显祚赴延平迎康亲王军队抵福州。十月初四，耿精忠率文武官员出城相迎。康熙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领所属官兵随大军征剿海逆，“图功赎罪”。此后，福建、浙江各地叛军纷纷投诚，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耿精忠降清后，尚之信也主动派人持密书至简亲康熙传 ３７王喇布军前请降。康熙于十二月九日降敕赦免其罪，令其“相机剿贼，立功自效”。 同时命莽依图为镇南将军，领兵自赣州入广东受降。十六年（１６７７）四月二十九日，莽依图兵抵韶州，尚之信于五月初四率省城文武官员及兵民剃发投降。康熙命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各复旧职。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上半年，广东全部平定。
康熙十五年五月至十六年五月，是康熙剿抚并用政策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陕西、福建、广东叛乱相继顺利解决，对广西叛军的招抚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从此清廷从与敌相持状态转入反攻。
康熙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康熙敕谕各省王、贝勒、大将军、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 部署在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全面推行“剿抚并行”的政策。其中进一步具体申明招抚政策 ：“今特颁敕谕，概示招徕。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人等，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或有擒杀贼首，提献军前，及以城池兵马来归者，仍论功优叙，尔等即宣布晓谕，以副朕宽仁矜全之意 。”以后，每当战事进展到关键时刻，康熙帝都发布招降敕书，由专门从事招抚的人员掌管，随时发送。康熙帝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剿抚并用策略，表现了高度坚持原则的精神和求实态度。
康熙传 ３８
康熙一向认为吴三桂是主要敌人，湖南是主要战场。他自平叛战争以来，一直把主要精力投入湖南战场。他在处置陕西紧急事变中，也始终在考虑湖南问题，拟定一项新的作战方案，即改正面进攻为迂回包围。 他认为，吴三桂长期占据岳州（今湖南岳阳）、澧州（湖南澧县）等地，主要军粮来源于长沙、衡州，因而欲灭吴三桂，必攻长沙，断其饷道。因此，康熙于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命令岳乐“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即进取湖南”。 康熙周密计划、严密部署主攻湖南，终于取得了湖南战场的主动权。
吴三桂军事上丧失主动权，形势一天不如一天，于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三月，在衡州（今衡阳）匆匆称帝，聊以自慰，八月十七日病死，其孙子吴世璠继立。部下涣散，军心动摇。康熙利用这一大好时机调兵遣将，较快取得了湖南战场的彻底胜利。
湖南既定，康熙为进兵四川、云南、贵州重新部署了各路大军的力量，使各路大军进展顺利。到康熙十九年（１６８０）， 清军在康熙的统一部署下，分三路大军向云南合围，进行最后的歼敌战役。第一路由定远平寇大将军章泰率湖南大军，从平越（今贵州福泉）进兵贵阳，迫使吴世璠等龟缩云南，清兵尾追前进。第二路由征南大将军赖塔率广西之师进兵云南。在曲靖（今云南曲靖）同第一路大军会师，后又分兵康熙传 ３９向昆明逼进。第三路由云贵总督赵良栋率军从四川向云南进兵。在进军途中将四川的叛军全部消灭，由四川进入云南，同其他两路大军会师于昆明城下。清军“围之数重 ”，四面逼城。赵良栋于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十月二十二日夜，率领所部，亲自冒着敌军的飞箭和石头，破南坝，夺玉泉阁，近逼新桥。敌兵据桥死守。二十五日夜，赵良栋部队与敌进行了殊死战斗，终于夺桥追至三市街，贼兵人心大乱。这时，彰泰令各路大军全部攻城，在桂花市大败吴军。二十八日夜，逆首吴世璠、伪国公郭壮图及其儿子郭淙汾自杀。二十九日，伪将军缐緘等率众出城投降。
至此，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胜利结束。康熙半夜接到捷报，心情激动，夜不能寐，挥笔写了一首《滇平》诗：
洱海昆池道路难，捷书夜半到长安。
未矜干羽三苗格，乍喜征输六诏宽。
天未远收金马隘，军中新解铁衣寒。
回思几载焦劳意，此日方同万国欢。
平叛战争结束后，康熙顺利地解决了其他二藩的撤藩问题，采取一系列措施荡涤三藩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将三藩所控制的地区，设立八旗兵驻防，同时将藩王的财产，全部入官，以充军饷。对三藩在各地推行的苛捐杂税“悉革除之”。 还下令将吴三桂藩下康熙传 ４０官兵侵占的民田，“查出给还小民”。 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康熙传 ４１
第四章 统一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荷兰殖民者趁明末中国动乱之机派兵占领了台湾，统治台湾近３８年。直到康熙帝即位同年——顺治十八年 （１６６１），由南明将领郑成功率军东渡海峡，把荷兰人赶走，收复了台湾，为捍卫祖国领土立下了一大功劳。郑成功原想以台湾作为反清的基地，但不幸中年早逝，壮志付之东流。康熙元年五月初八日，郑成功于台湾病逝，其弟郑世袭暂时协理政事，因受人怂恿，要继承兄位。郑成功的儿子郑经接到讣音，于厦门继立。从此叔侄二人势同水火，诸将相互猜疑，人心动摇。
郑氏集团坚持抗清立场，被清朝视为东南沿海的一大隐患。康熙要使台湾归于清廷，安定东南海疆，抱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
康熙对台湾郑氏政权总的策略是剿抚并用。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六月以前，即平定三藩之前，以抚为主。后来则因剿寓抚。
在郑成功于康熙元年五月逝世后，清福建总督李率泰、靖南王耿继茂乘机于七八月间派遣效用总兵林忠等前往厦门，贻书招抚，进行郑经即位后的第一次和平统一的尝试。郑经本来无和谈诚意，只因为考虑康熙传 ４２到其叔郑世袭已踞台湾，如果自己断然拒绝清朝的议和，“则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岂不危哉？ 不如暂借招抚为由，苟延岁月， 俟余整旅东平，再作区处”。于是，他令郑泰、洪旭等与清谈判，并上缴明朝敕命、公伯爵印及海上军民土地清册，以换取清朝信任。康熙二年（１６６３）五月，台湾内变平息，郑经“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剃发易衣冠 ”，拒绝招抚，和谈因此失败。同年十月，清军攻克厦门、金门，郑经退守铜山，清廷再次从福建、广东两处派人到铜山招抚。清朝的招抚政策对郑经的军队产生了巨大的瓦解作用，但郑经仍坚持不合理要求，不肯归顺。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三月十四日，清兵对铜山发起进攻，郑经仅存数十艘船，乘风逃走台湾，这时，郑氏沿海据点被“扫灭殆尽”。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七月，清廷收复铜山，要乘胜攻取台湾，授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以承恩伯周全斌、太子少师左都督杨富为副，以左都督林顺、何义等为佐，命他们“统领水师，前往征剿”。施琅，福建晋江人， 起初为明朝总兵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十一月，随郑芝龙降清，参与平定广东之役。因为坚决不从郑成功抗清，其父、弟、子、侄被郑成功杀害。康熙元年擢任福建北师提督。他自幼生长在海上，深悉水性及郑氏的情形，所以一康熙传 ４３贯主张以武力围剿郑氏，攻取台湾。这次是清廷第一次出兵台湾，主要将领均由海上投诚人员担任，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康熙三年十一月、四年三月和四月，施琅、周全斌等三次向台湾进发，都因遭台风袭击而被迫中途返回。在武力攻取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清廷再次寻求与郑经的对话。
康熙六年（１６６７）五月，清廷派遣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携带郑经舅父亲笔书信航海过台湾，招抚郑经，提出以沿海地方与台湾通商，郑氏称臣、纳贡，并派儿子入京为质等三个条件。郑经热情接待孔元章，但拒绝招抚，说 ：“台湾远在海外，非中国版图，先王在日，亦只差‘剃发’二字，若照朝鲜例则可 。”郑经回顾父亲郑成功于顺治九年（１６５２）至十一年（１６５４）之间与清朝的谈判，似乎坚持不剃发、照朝鲜例是在坚持“先王”的原则，其实，他与其父对“朝鲜例”的理解并不一致。郑成功所指的“朝鲜例”是承认自己“为清人 ”，并“奉清朝之正朔 ”，“文官听部选 ”， 甚至头发也不是绝对不可剃，只待“奉旨命下，然后安心剃发 ”，为清朝之臣属。郑成功只不过要求一定的地盘，保持原有体制和军队，实质是一国两制的意味。只是由于多种原因，双方未能达成协议。而郑经的“朝鲜例”是试图将台湾变成纯粹意义上的“外国”。 郑经的无理要求遭到康熙传 ４４清廷的严厉拒绝。孔元章于八月二十六日至十月二十五日再次赴台和谈，仍未达成任何协议。
福建水师提督对郑经的顽固态度深为不满，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疏皇帝，建议“乘便进取，以杜后患 ”，并就选练士兵、筹集船只军饷、前线指挥、攻战时机等重大问题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第二年正月初十日，康熙帝降旨让施琅到京面行奏明所见。后来的事实证明，施琅的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但由于清廷当时对海上投诚人员不太信任，加上孔元章赴台谈判时，郑经又施了反间计，这样，清廷决定暂停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继续推行以抚为主的方针。否定了施琅建议，裁减福建水师提督员缺，施琅被授予内大臣，编入汉军镶黄旗，留于京师。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六月，康熙议处鳌拜之后，命刑部尚书明珠、兵部侍郎葵毓蒙入闽，与靖藩耿继茂、总督祖泽沛齐集泉州府，商议招抚台湾的办法，随即派太常寺卿慕天颜等人带康熙诏书和明珠的信件往台湾招抚郑经，但郑经仍不肯接招。后来，康熙为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作了重大让步，表示了最大诚意，慕天颜等奉命再往台湾招抚，郑经仍顽固坚持“如朝鲜例、不削发”等立场。从康熙元年至八年，郑、清共进行四次会议，始终没有满意的结果。
后来，平叛战争爆发了，清对郑仍以招抚为主。康熙传 ４５吴三桂、耿精忠叛乱之后，郑经与之呼应、乘机窜扰大陆，但开始清、郑之间并无接触。因为郑经既没有按吴三桂指令，“大引舟师，径直金陵（南京），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 ”，也没有采纳耿精忠水陆配合，攻取江浙的建议，而是返回父母之邦、自己最熟悉的闽南地区，这样，不是和清军直接交战，而是侵占、蚕食耿精忠的后方。这时，郑经的势力迅速发展，两三年间竟占领了泉州、漳州、兴化、邵武、汀州、潮州、惠州等七府之地。吴三桂一再派人调解耿精忠与郑经之间的矛盾，但无效果，耿精忠于十五年（１６７６）十月接受康熙的招抚，再次降清。康熙令耿精忠随大兵征剿海逆，图功赎罪。之后，仅数月之间又收复全闽，郑经退守厦门沿海岛屿，清廷与郑经再次开始对话。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四月，和硕康亲王杰书修书一封，派佥事道朱麟、庄庆祚前往厦门招抚郑经。郑经复信仍坚持照朝鲜例，并指望有朝一日重返大陆。康亲王见信虽然很愤怒，但因武力征剿条件还不具备，只好于同年秋又派泉州知府张仲举、兴化知府卞永誉等再次去厦门谈判，重申康熙八年的条件。这次及其后的和谈，清廷为集中力量消灭吴三桂，宁愿再次让步，以换取沿海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但郑经又得寸进尺提出新的要求，清朝当然不能同意。
康熙传 ４６
康熙注意招抚郑经下属官兵民众的思想，被新任福建总督姚启圣所认真贯彻，招抚工作很有成效，连台湾来使傅为霖也被争取，努力在郑经内部联络内应。
在整个平叛战争期间，清朝和郑经先后进行过五次和谈。清方不断让步，除世守台湾、岁时纳贡、通商贸易外， 还承认郑方可以“如朝鲜故事 ”，“不剃发，不易服 ”，郑方的要求完全得到了满足。假如郑氏不生枝节，东南沿海的和平本来可以立即实现，台湾由郑氏自主的局面也可继续维持。但是，郑经利用当时似乎有利于自己的局势，经常提一些过分的要求和条件，因此，仍未达成协议。
康熙帝见招抚郑氏没有进展，便积极进行武力攻取台湾的准备。他于十八年（１６７９）正月，恢复福建水师。同年四月擢用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营务，以专职掌。后来，随着“三藩”问题基本解决，吴三桂指日可灭，进取台湾已提到康熙帝的日程上。这时的康熙皇帝已经比较老练成熟，绝不贸然从事，而是积极准备，捕捉有利战机，再决定进取。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四月，福建都督姚启圣先后接到台湾傅为霖、廖康方密禀，郑经已经于二十年正月二十八病故，其长子监国郑克（臧土）也于三十日被绞死，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爽即延平王位。康熙传 ４７傅为霖在密信中指出 ：“主幼国虚，内乱必萌，内外交并，无不立溃，时乎时乎不可失也 。”廖康方在信中要求 ：“贼势内乱，机宜可乘，速恳发兵，救民于水火 。”
姚启圣于五月十九日上疏要求：“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 。”康熙于六月初七日与大学士等会议后，当即发布谕旨 ：“郑经既优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这时对郑的剿抚并用实际上是“剿”占主导地位。这是康熙帝决定武力进取台湾所发布的进军令。
康熙帝对台湾策略的转变，在朝廷高级官员中引起不同的反响。水师提督万正色上奏 ：“台湾断不可取”。朝廷高级官员中不少人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为理由，反对武力进剿台湾。支持以武力进剿台湾的有内阁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人。
正确的决策需要有贤能的官员来执行。在康熙任命万正色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前后，姚启圣曾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此职，但因施琅有长子施齐、族侄施亥在郑方任职，而遭朝廷疑忌，所以迟迟未能任用。后来姚启圣多方反复查核，证实施齐、施亥因为想擒郑经献厦门以报清朝，事情败露被处死，两家７３口同康熙传 ４８时遇难。清廷从而解除了对施琅的怀疑。康熙于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任命施琅“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万正色改为陆路提督”。 反对武力征剿的大臣们不同意任用施琅，“以为不可遣，去必叛”。康熙帝则坚信：施琅不去，“台湾断不能定 ”，毅然力排众议，作出正确抉择，表现了超人的胆略。
施琅于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十月初六日抵福建厦门巡视海事。他记取康熙三四年间进军台湾失利的教训，为防止督、抚、提等官之间的彼此掣肘，极为重视专征大权，当月上疏皇上“督抚均有封疆重寄，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 。”后来，经施琅再次争取，康熙帝考虑到前方官员的意见分歧确实对出兵不利，便毅然授予施琅专征大权，其他官员做保障工作。
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九月初一日，台湾郑氏得知康熙帝召见施琅，令其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的消息，便立即开始备战，派武平侯刘国轩率重兵出守澎湖。澎湖虽为台湾的门户，但郑氏原来对澎湖设防一向不很重视。自从十月破获傅为霖密通姚启圣之案，见其往来密书有“澎湖无备，可速督兵前来，一鼓可得”之句，并探得施琅战略重点也在于专征澎湖，这才对澎湖设防引起了重视。刘国轩到澎湖精心营造防务。康熙传 ４９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六月上旬，施琅接到康熙帝的进军命令，将大队舟师齐集铜山。十一日，随征诸官誓师；十三日，祭江。十四日早七时，施琅统领官兵２１ １万余人，各类战船２３０余艘从铜山向澎湖进发。
六月十六日，施琅指挥舟师齐集澎湖。刘国轩也亲自督战。清军的舟师在前进时，遇到了大风，施琅的船受到敌舰包围，但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在面部右侧被敌炮余焰烧伤的情况下，仍坚持指挥战斗，击退了敌人的包围。
清军初战失利，主帅及先锋险遭不幸。为了稳定军心，赢得最后胜利，施琅从十七日起进
行了为期５天的整顿。二十二日，经过充分准备，清、郑双方进入了规模空前的澎湖决战。施琅吸取教训，为避免再次被敌军包围，重新部署了兵力，下令兵分三路：一路向东，取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敌人；一路向西，直指牛心湾为疑兵牵制敌军；另一路主力大军，由施琅亲自指挥，率大鸟船５６艘居中，分为八队，每队七只，各作三叠，为主攻队伍，直取敌人的指挥部；又以８０艘船只，分为两股，留作后援。战斗从早上七时持续到下午四时，战斗异常激烈，“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军的布阵战术大显神威。这次战斗战果辉煌，共计康熙传 ５０烧毁、击沉郑军大炮船、火鸟船等各类船１５０只，缴获鸟船等各类船３５只，烧杀敌将军、提督、总兵、副将等高级将领４７员，游击以下一般将领３００余员，焚杀及溺死敌兵计１１ ２万余人。郑氏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刘国轩见力不能支，率残部乘船北向吼门逃回台湾。防守娘妈宫炮城的郑氏将军杨德等，见孤岛无援，便卸甲弃戈，出海请降。施琅又遣人持令箭分别招抚各岛屿的官兵，令其剃发，造报名册。共招降官员１６５人，士兵４８５３名，因此，澎湖等３６岛屿皆被攻克。清军方面连日海战，水陆军兵牺牲３２９名，负伤１８００余名。
施琅于六月二十六日上疏报捷。闰六月十八日，康熙接到施琅奏疏非常高兴，立即召学士将这一喜讯告知八旗诸王大臣、侍卫各官。二十九日降旨嘉奖。
澎湖激战，全歼郑军主力，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郑克爽见已势穷力竭，于六七月间遣使到施琅军前求和。康熙帝及时发布谕旨，通过姚启圣、施琅转达给郑克爽， 希望其认清局势，“审图顺逆，善计保全 ”，率众来归。如果这样，康熙保证“从前抗违之罪，尽行赦免 ”，而且要“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康熙帝谕旨，打消了郑氏的疑虑。
施琅于八月十一日率官兵从澎湖前往台湾受降。郑克爽闻讯，于十三日差礼官郑斌，暨父老彩旗鼓乐，康熙传 ５１坐小船出鹿耳门迎接，引渡进港；并亲率刘国轩、冯锡范等重要文武官员并番民，列队恭迎王师，然后会见于天妃宫。十八日，郑克爽等剃发，施琅当众宣读皇帝赦诏。郑克爽等遥向北京叩头谢恩。从此，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与大陆重新统一。
捷报陆续传到北京，康熙帝精神异常振奋。他接到施琅所上《恭报台湾就抚疏》，正值中秋佳节， 因而以《中秋日闻海上捷音》为题，赋诗庆贺。诗中写道：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光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报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十二月，郑克爽等奉旨晋京，康熙肯定郑克爽等“纳土归诚”之功，授郑克爽公衔，授刘国轩、冯锡范伯衔，俱隶属上三旗汉军，并命户部分别“拨给房屋田地”。 其他投诚武职１６００多人，文职４００多人，兵４万余人，也都得到妥善安置。
台湾统一于清朝之后，诸大臣对台湾的弃守问题又发生意见分歧。有人以“台湾孤悬海外”为由，主张“迁其人，弃其地 ”，而专守澎湖，放弃台湾。借口怕发生新的分裂割据局面，企图将台湾拱手奉给荷康熙传 ５２兰。康熙帝果断作出决定，同意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等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在清政府统一管辖下，在台湾驻兵８０００，澎湖驻兵２０００，以巩固对台湾的统治。
政治上的统一为台湾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统一之初，台湾地多人少，康熙采纳兴化总兵吴英的建议， 在驻台士兵中试行屯戍法，“半为镇守，半为屯田”。 屯田者，每兵给田三十亩，耕牛一头，教以耕种，农闲操练， 使“兵有恒产，饷可省半”。后来，福建沿海之民大量流入台湾，垦殖土地。伴随土地的开发， 台湾粮食产量逐年增长，“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 同时推动了甘蔗种植和制糖业的发展。台湾统一于清朝之后，其文化教育事业也比郑氏统治时有了进一步发展。统一后，迎来了台湾发展的新时期。
康熙传 ５３
第五章 击退沙俄 保卫东北
我国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是清代“中国统治民族”——满族的故乡。满族从开始形成时起，它的领袖就是明朝在东北设的地方官吏。康熙的曾祖父努尔哈赤世袭指挥使，后升都督，封号“龙虎将军”。 努尔哈赤自明朝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起兵，经过他与康熙的祖父皇太极两代的征战，基本上完成了东北地区的统一事业。到１７世纪３０年代末，西起贝加尔湖，北到外兴安岭，南至日本海，东迄鄂霍茨克海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清统治势力范围，属于中国版图。这时，俄国人的足迹还不曾在这一地区出现。
俄国（又称罗刹，也写作鄂罗斯），属欧洲国家，它原来的疆界在乌拉尔山以西，和中国远不接壤。１６世纪末，俄军越过乌拉尔山东侵，于明朝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接着，俄军一路征服、掠夺当地居民，向勒拿河推进，于明朝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在勒拿河上建立雅库次克。从此，俄国人才与中国相邻。叶尼塞斯克、雅库次克后来成为俄国人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两个主要据点。明朝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 俄国雅库次克康熙传 ５４督军彼得戈洛文组织了以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远征军，开始侵略我国黑龙江流域。波雅科夫侵略军在中国境内流窜三年，受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但俄方并未死心，又继续派军队向我国黑龙江流域进犯和袭扰。康熙之父清世祖福临在位（１６４４—１６６２）期间，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和清朝驻军，奋勇抗击俄国侵略者，前赴后继，英勇奋战，于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把俄国侵略势力驱逐出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但上游的尼布楚仍被俄军侵占着。
康熙即位之后，俄国侵略军于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向我国进行了新的侵略扩张活动：一是南下，侵占我喀尔喀蒙古管辖的楚库柏兴；一是东进，再次窜犯雅克萨。俄军逐渐改变过去长距离流窜、骚扰的入侵方式，转而采取建立侵略据点、逐渐推进的策略。他们除建立了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三个最重要的据点外，还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建立了一些较小的侵略据点。他们以据点为掩护，不断抢掠我国索伦、赫哲、费牙喀、奇勒尔等各族人民的财物和人口。
康熙亲政（１６６７年）时，面对这种被动局面，深深地意识到这是一大祸患。此患不除，边疆不固，祖宗发祥地不安，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把抗俄列为本朝的一件大事。他亲政后首先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细访被俄军侵占地区的地理形势、道路远近康熙传 ５５及人物性情，以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的机会。他还总结汲取前朝抗俄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采取军事和屯戍结合，内政与外交并举的战略方针，从内政、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作总体部署。
康熙帝组织东北各族人民抗俄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加强编组“新满洲”。“新满洲”是与原来的老满洲相对而言的，一般指清兵进关后编入旗籍的人。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清廷决定对编组“新满洲”有贡献者，按军功授奖。后来一直大力倡导编组“新满洲”。康熙组建“新满洲 ”，给房屋、土地、耕牛、种籽，令他们“屯田耕种 ”，使边疆各族人民从渔猎为生逐渐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使东北边防力量得到极大的充实和加强。顺治末年，东北边疆地区只有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一地驻有满洲八旗。由于编组“新满洲 ”，尽管因吴三桂叛乱，不断从东北调兵支援关内，东北的军事力量仍在不断增强。
康熙帝在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的同时，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同俄国争端的途径，但几次和平交涉都没有取得成果，不得不准备以武力驱逐侵略者。
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逆叛乱之后，康熙再次去盛京（今沈阳）告祭祖陵，并巡视吉林乌喇（今吉林市）等地。吉林，旧名船厂，自明初即为我国重要康熙传 ５６造船基地之一。清初以来，因抗俄斗争需要，造船之外更兼以训练水师。这时康熙帝亲临此地，将军巴海将所有大小数百船只和精锐官兵全部集中，排列阵式，供皇帝检阅。康熙在吉林的十二天活动，达到了观兵讲武以备抗俄的目的。
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 沙俄加强了东西伯利亚各城堡的武器装备。侵略军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倾巢出动，一路向东南精奇里江及其各支流推进，一路向南，侵扰额尔古纳河一带。康熙帝密切注视着俄国人的扩张活动，曾于二十年（１６８１）与俄方交涉，宣称 ：“尔等速撤回尔国人 ”，“如不徙， 则边境起争，我以众力，必驱尔徙， 彼时悔无及矣”。但俄方置若罔闻，除继续盘踞尼布楚、雅克萨及精奇里江、额尔古纳河流域之外，又向黑龙江下游进犯。二十一年（１６８２） 俄军竟过牛满（布列亚河）、恒滚（阿姆贡河）， 窜到黑龙江下游赫哲、飞牙喀猎人居住地进行抢掠。到同年底，侵略者的军事据点已分布于黑龙江下游直到海边。中国对俄和平交涉不见成效，反侵略战争势不可免。
康熙帝汲取顺治朝抗俄失利的教训，决心认真准备，稳扎稳打，收复失地，永远戍守。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九月，他命令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人以捕鹿为名，到雅克萨侦察敌情，并了解沿途水陆交通。康熙传 ５７年底，郎谈等返回北京，报告说 ：“罗刹久踞雅克萨，恃有木城。若发兵３０００与红衣炮二十具，即可攻取 。”并建议来年春天解冻时，水陆齐发，攻取雅克萨。康熙则认为 ：“兵贵相机而动 ”，攻取雅克萨时机尚不成熟，不能操之过急。同时他有更深远的考虑，主张调兵永戍黑龙江，相机进取雅克萨。
康熙“永戍黑龙江”的策略与郎谈等人建议的立即“攻取”有着本质的不同。首先，康熙是主张建立军事基地，驻兵屯田，做好充分准备再相机开战，这样不必全部由内地运兵、调饷，避免前朝因准备不周而“粮饷不继”、功败垂成的失误。 其次，坚持稳步推进，以逸待劳，防止贸然进攻。另外，攻克之后不是弃而不守，而是长期戍守，将反侵略战争与巩固边防结合起来，避免“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的历史重演。康熙帝的策略不失为一项英明的战略决策，但遭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反对：部分高级官员养尊处优，贪生怕死，以地势最远、运饷最难而不愿前往；有的出于畏难情绪，主张速攻，反对永戍。康熙帝于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四月初八日降谕斥责了议政王大臣把敌人赶走了事的意见，另任萨布素、瓦礼祜以副都统领兵前往，在原调１５００乌喇、宁古塔兵的基础上，增派５００名达斡尔兵，调往瑷珲和额苏里，各驻兵千人。
康熙传 ５８
与此相配合，康熙帝又展开外交攻势，光明正大地向俄方宣告大清帝国以武力巩固边防的决心。经康熙帝批准，理藩院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向俄方发出照会。
康熙帝在派兵永戍黑龙江的同时，为将大批粮草、军火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往黑龙江，与臣下反复商讨，组成了一条纵贯东三省的水陆联合运输线。为保证黑龙江驻军的食用，除从各地征调粮食、购买肉食牲畜外，根据康熙帝“我兵一到，即行耕种”的指示，组织瑷珲、额苏里的驻军就地屯田。清政府先后派侍郎萨海和喇马前往督理农务。康熙帝还提倡多种灵活办法保证军需。二十二年六月，他令理藩院官员从户部支取银两四千，运至军前，换取居民的牛羊粮食。这种用商品交换筹集军需的办法自愿两利，各任其便。康熙帝还命令靠近黑龙江的内蒙科尔沁十旗，将应进贡牛羊诸物就近送到黑龙江军前，不必运往北京，仍按数“照进贡例赏赉”。
永戍黑龙江，制止了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为收复雅克萨等江北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十二年（１６８３）七月，由索伦族军官博克率领的清军先头部队刚到额苏里，就包围了一支顺流驶来的俄国船队，部分俄军跳水逃脱，余下３０余人带６艘船只被迫投降。附近据点的俄国侵略军闻风康熙传 ５９狼狈撤离。与此同时，黑龙江流域各族人民配合清军的进驻，纷纷袭击俄国侵略军。到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初，整个黑龙江中下游及其各条支流上的俄国侵略军的据点均先后被肃清。这时，康熙帝把目光集中到黑龙江上游的雅克萨和尼布楚。
雅克萨位于今漠河以东呼玛西北黑龙江北岸，与额木尔村隔江相望。满语雅克萨是河流冲刷的河湾。当时是我国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的住地。雅克萨是黑龙江上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从贝加尔湖方向和雅库次克方向进入黑龙江，都必须经过雅克萨。因此，自顺治七年（１６５０）以来，一直成为俄国人扩张蚕食的重点目标。永戍黑龙江的成功，使收复雅克萨的时机业已成熟。二十四年（１６８５）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提出以武力收复雅克萨的基本方针。早在前一年，康熙曾致书雅克萨俄方，用满、蒙、俄三种文字抄写，令其送还中方的逃人，从中国撤兵。俄方置若罔闻。这次，康熙帝仍主张在出兵之前，再致书俄方。进军即将开始，三月十七日，康熙帝再次致书俄国察罕汗，让俄国俘虏带回去，申明兴师的理由，提出撤退雅克萨俄军，以雅库地方为界，放还逃人，和睦相处。
四月二十八日，清军３０００人遵旨出发，分批开赴雅克萨。五月中下旬陆续抵达。本着先礼后兵的康熙传 ６０原则，前敌指挥官彭春又派被俘的俄国人进城送信，一封是康熙帝给沙皇的，内容与三月十七日的信相同，一封是彭春给雅克萨俄国督军托尔布津的咨文，阐明兴师的理由，令其交还逃人， 撤回雅库，“则我亦将尔投降之人员悉予遣回”。
俄军自恃城防坚固，不肯撤退。清军决定发起强攻。五月二十四日，清军截获了一队乘木筏而来的俄国援军，毙３０余人，俘虏１０余人。当晚，清军在城南建立挡牌土垄，布置弓箭，佯作攻击之势，暗中将红衣大炮架设在左右两翼。二十五日黎明，攻城战开始，清军炮火齐发，消灭俄军百余人。俄军城内无防火设备，炮火所及，硝烟弥漫，烈焰熊熊，一片混乱。俄方雅克萨督军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决定投降。康熙帝采取仁至义尽的态度对待俄军俘虏，事先就派侍卫关保到军前传谕 ：“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城，尔时勿杀一人，俾还故土 。”彭春遵旨，在俄军保证不再重犯的条件下，释放全部俄方俘虏，并允许其带走全部武器和财产。俄军举行投降仪式之后， 清军就将７００余名俄国人（包括少数妇女、儿童）送至额尔古纳河口，遣返俄国。另有巴西里等４５人不愿归国，遵照康熙帝的谕旨， 安插在盛京（今沈阳）。城内被俄军抢掠去作人质和奴隶的１６０余名中国人，各发回原地。雅克萨康熙传 ６１之战几乎全部按照皇帝的意图行事，实现了康熙帝所期望的目标。
收复雅克萨后，康熙帝居安思危，立即于六月十四日的谕旨中再次告诫 ：“至雅克萨城虽已克取，防御决不可疏。应于该地永驻官兵弹压，此时即当定议 。”然而彭春等人收复雅克萨之后，仅将城堡一烧了之。城周围的庄稼未割，哨所未立，不待命令就擅自撤兵回瑷珲、墨尔根等地，以致俄国侵略者于两个月后重新侵占雅克萨。
当时康熙帝尚不知道俄人已重返雅克萨，他从永戍黑龙江、巩固东北防务的目的出发，于同年九月命筑墨尔根（今黑龙江省嫩江县）城，令将军萨布素及一员副都统率兵驻扎。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二月十三日，事过数月之后康熙帝才得知俄军重新侵占了雅克萨的确切消息。他立即降谕部署了第二次雅克萨之役。再次攻取雅克萨的任务完全由黑龙江本地官员承担，因而康熙帝改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
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五月上旬，萨布素率所部２０００人从瑷珲出发，月底逼近雅克萨城。俄军负隅顽抗，清军于六月初从南北两个方向发起猛攻。经过多次激战，清军毙敌百余人，其中包括俄国督军托尔布津，迫使俄军撤回城内固守。因为重新修筑的城墙比较坚固，一时难以攻克，萨布素便于城周围筑垒康熙传 ６２挖壕，长期围困。清军长期围困的策略取得显著成效，到年底，８００多俄军大部分死亡，仅剩１５０余人，因为粮食、弹药严重缺乏，危城指日可下。
俄国沙皇对康熙帝的多次和平倡议都漠然置之，当他得知俄在雅克萨失利，而且援救不成，才大吃一惊，转而接受停战谈判。
康熙皇帝向来不愿意用战争解决问题，而是尽可能通过谈判等非战争手段平息争端，而当战争不可避免时，他就毅然迎战，决不畏缩和屈服，不达目的不罢休。他的雄心全部灌注在经营自己的国家，对于外国的领土、财物毫无占取的欲望。他军事抗俄是以守土自卫为宗旨，不事扩张。当他以雅克萨战争胜利者的身份同沙皇交涉和平谈判时，充分体现了他的一贯的思想原则。
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九月二十五日，俄国使团先遣信使到达北京。二十七日，在午门呈递沙皇致康熙帝的书信。书中表示接受清政府建议，举行边界问题谈判，要求清政府停止攻打雅克萨，等戈洛文使团到达即开始谈判。次日，康熙帝允其所请，下令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当年冬天，萨布素接到解除包围的命令，立即执行，同时保持着高度警惕。在雅克萨俄军如风中残烛、弹尽粮绝束手待毙的时刻，康熙帝主动单方面撤军，表明了通过和谈解决两国边界争康熙传 ６３端的诚意和宽大胸怀。但是，俄方在得知清政府已停战撤军后，仍增兵雅克萨，到二十七年（１６８８）秋，雅克萨俄军又增加到３００多人。
康熙帝预见到即将开始的谈判，仍将是一场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为克服将领中日益滋长的麻痹松懈情绪，于二十六年（１６８７）十月二十四日再次强调积贮粮食永戍黑龙江的重大意义。
康熙皇帝主动撤军，本意是促成两国早日实现和谈，岂知俄国使团竟因清军解除了对雅克萨俄军的包围，反而对和谈采取了消极拖延的态度。俄国使者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率庞大使团及２０００余名军队，于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正月从莫斯科出发，次年春天，得到清政府主动停战撤军的消息后，便不再急于到北京谈判，于八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的乌的柏兴（今苏联乌兰乌德）之后，就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停留了将近两年之久，主要忙于镇压蒙古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而不与清政府联系和谈事宜。康熙帝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的奏报中得知，俄使已到外蒙地区，便一再派人敦促。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二月二十三日，戈洛文派遣的斯捷潘科罗文到京，安排谈判事宜。俄国使团为了显示武力，以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建议谈判地点放在色棱额地方。康熙帝表示同意，并且仅用数日就组成了清政府谈判康熙传 ６４使团。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日，清政府谈判使团出发，行前康熙帝向首席谈判代表索额图等发布谕旨，回顾两国冲突，系罗刹侵我边境、收纳我逃人所致，因此责任在俄方。皇帝谕毕，索额图率领使团启程，行到喀尔喀蒙古地区，正值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土谢图汗，路途受阻。康熙帝闻报立即遣人召回使团，另与俄使商定会谈地点。
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四月五日，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到达北京，索额图与之谈判，双方商定了新的会谈地点在尼布楚。清政府立即组成新的谈判使团。同年四月二十六日，使团出发。康熙帝根据噶尔丹攻占喀尔喀的新形势，预见到与噶尔丹的战争将在所难免，为了避免将来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决定对俄国作出重大让步，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因此，他向索额图等宣布了新的谈判方针。
谈判地点在尼布楚城与河岸之间，临时搭设帐篷为会场。双方商定，两国使臣“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任何一方不凌驾于双方之上”。 双方各带３００名卫士赴会，士兵“除佩刀剑外，不带任何武器”。 还商定在会场外各置５００名卫队。
第一次谈判开始，俄方代表戈洛文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抢先发言，颠倒黑白说，康熙“未经宣布，康熙传 ６５突然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 ”，首先挑起战争。沙皇为此派出“无数精兵，携带大批弹药 ”，前来“讨平敌人 ”，中国应赔偿俄国的“损失”。 并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条件，企图割据黑龙江以北的中国广大领土。中国代表索额图针锋相对地严正指出“鄂嫩河、尼布楚系我国所属茂明安诸部落旧址，雅克萨系我国人阿尔巴西等故居，后为所窃据”。由于俄国人入侵中国雅克萨等地， 给当地中国居民造成严重危害，因此中国才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索额图根据事实揭露了沙俄侵略中国的过程，“细述其原委 ”，力“斥其侵犯之非 ”，并宣称：康熙“并未谕令他们向沙皇陛下方面割让一寸领土，同时没有令他们去侵占对方领土”。 戈洛文理屈辞穷，竟蛮不讲理地说 ：“没有时间来讨论历史事实 。”第一次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第二天，双方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戈洛文仍顽固坚持俄国的侵略方针，胡说什么黑龙江这条河流“久已属沙皇所有”。 索额图对俄方的方案表示坚决拒绝。戈洛文见第一个方案难以实现，又假装让步，抛出以牛满河为界的第二个方案，企图使中国作出更大的让步。索额图根据康熙帝早日缔约划界的指示，一方面拒绝戈洛文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同时声明可以把原属于中国的尼布楚让给俄国，即在石勒喀河北岸，康熙传 ６６两国以尼布楚为界，石勒喀河南岸以音果达河为界。中国的重大领土让步，仍不能满足沙俄的侵略胃口。由于戈洛文的蛮横无理和恶劣的态度，使谈判陷入僵局。
更为卑鄙的是，在谈判过程中，戈洛文通过贿赂手段，收买随中国代表任译员的耶稣会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张诚（法国人）等。 戈洛文派人秘密同徐日升和张诚联系，“ 允诺给予大君主的恩典和赏赐 ”，“ 耶稣会教士欣然同意为了贿赂而为俄罗斯效劳 ”，表示“将在传递信件时报告必要的消息”。 甚至在谈判基本达成协议后，戈洛文秘密向传教士贿赂貂皮、黑孤皮和银鼠皮等，要求他们在交换文本中写上中国不得在雅克萨建筑任何房舍，而“不必通知（中国）使团，因为谁也不会知道他们在条约文本中用拉丁文写些什么 。”
双方代表经过长时间的往返交涉，中国代表坚决拒绝俄国代表的无理要求。同时，生活在尼布楚一带的各族人民，继续掀起英勇的抗俄斗争，使沙俄侵占的这一带地方“到处都出现动摇 ”，这使戈洛文手忙脚乱，惊恐万分，这也有效地促进了中俄双方谈判的进程。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１６８９年９月７日），中俄举行仪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传 ６７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共六项条款，包括了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内容。其中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两国分界线。俄国撤出雅克萨及所有它在中国境内的军队和据点。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待议定。
《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使俄国取得了尼布楚周围及其以西原属于中国的领土，巩固了其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并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门户，在以后的对华贸易中获取了重大利益。清政府在领土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但收复了雅克萨等长期被俄霸占的领土，并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俄东部国界，结束战争，使东北边疆得以安定，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抗击准噶尔侵扰，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康熙帝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管理机构，充实防卫力量，加强边界与边境管理，对《尼布楚条约》规定的边界线和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广大边境地区进行了认真管理。根据条约规定，康熙帝令在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诸地建立了两国边界界碑，碑上用汉、俄、拉丁诸文镌刻了尼布楚条约的条款，作为标记，并定期派人巡视界碑情况。在黑龙江流域，额尔古纳河东岸及吉林的一些地方设立了许多哨所，负责巡逻，防止俄国人越境窜康熙传 ６８扰。此外，还实行了定期巡边制度。
康熙帝在抗俄、保卫与巩固东北边疆事业上的贡献，不仅博得当代人的称颂，而且流芳久远，受到后世的好评。日本人西本白川以旁观者的立场论及《尼布楚条约》，认为它是康熙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胜利，而且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１７０余年后的瑷珲条约签订前。因此，康熙保卫和巩固东北边疆，堪称是一项伟大的事业。 同时，《尼布楚条约》是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经国内外学者研究证明，该条约完全符合世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康熙传 ６９
第六章 亲征噶尔丹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分。清朝最早接触的是漠南蒙古，早在太宗皇太极天聪年间（１６２７—１６３６），已基本将其统一，称为内蒙。 到清太宗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冬，喀尔喀蒙古各部落相继与清朝通好，后来正式确定臣属关系。到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 喀尔喀蒙古各部落因遭受漠西厄鲁特蒙古噶尔丹的袭击，部众溃散，呈请内附，举族南迁，康熙帝“怜而纳之 ”，将其安置于漠南沿边诸地，并根据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要求，收集离散部众，分编旗队，推行与内蒙古相同的制度，称为外蒙古。厄鲁特蒙古，元代称卫拉特，明代称瓦剌。瓦剌于元明时期曾与中央朝廷保持领属关系。从十五世纪后期起，瓦剌逐渐形成了四大部落，游牧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和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部是其中的一个部落。准噶尔部落的势力日渐强大，在厄鲁特蒙古四大部落中的地位也越发特殊，四出侵掠。因此，朝廷与厄鲁特蒙古的良好关系，由于准噶尔部的四出侵掠而受到干扰。 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准噶尔部落出现内哄，部长被其异母之兄杀害。部长在西藏当喇嘛康熙传 ７０的同母弟弟噶尔丹闻讯赶回，声称奉达赖喇嘛之命平息内乱，为兄报仇，借机杀害了异母兄弟和继任部长的侄子，夺得了对准噶尔部落的统治权。噶尔丹是一个雄心勃勃、掠夺成性的人物，他上台后频繁地对临近各部落发动掠夺战争。
康熙是一位新兴的少数民族皇帝，洞悉边疆形势和少数民族情况，因此处理边疆事务的本领较历代汉族皇帝略高一筹。他继承祖、父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将归附的各部蒙古依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对内藩蒙古和外藩蒙古，及外藩蒙古是否推行盟旗制的，做到区别对待。当时的厄鲁特蒙古虽然已归属清朝，与朝廷关系比较密切，但尚未推行盟旗制，所以仍保留原有的社会组织，推行原有的法律制度，对他们的内部事务不加干涉，尊重本族人民自己的选择。本着这一原则，康熙批准噶尔丹的申请，允许其如其兄旧例，“照常遣使进贡 ”，确认他在准噶尔部的领导地位。当噶尔丹攻破与朝廷关系极为密切的其他部落，向朝廷进贡缴获的弓箭等物品时，康熙则拒绝收纳，以此表示有所保留的态度，但他仍将这些看成是厄鲁特蒙古的内部事务，坚持冷静观察，慎重对待。
因此说，康熙虽然不赞成噶尔丹对相邻部落的武力兼并，但也没有认定他是对朝廷的反叛，而是将其看成是边疆地区的民族纷争，尊重当地人民自己的选康熙传 ７１择，未妄加干涉。如果噶尔丹推行正确政策，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与拥护，并对朝廷采取友好态度，不难得到朝廷承认，民族之间或同一民族内部的纷争也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必诉诸武力。然而噶尔丹未能对被兼并的各部落进行有效的管理，“人心不一”，对逃出之民众无力进行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在攻占了西北地区之后，又处心积虑地利用喀尔喀蒙古内部左右翼之间的矛盾，将其吞并。
康熙皇帝主张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之间的纠纷在朝廷的主持下，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避免兵戎相见。但是噶尔丹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与朝廷的矛盾逐渐激化，康熙帝不得不对其采取一些限制和约束措施。一是限制噶尔丹的贡使人数。因发现噶尔丹贡使人数越来越多，或千余人，或数千人，连绵不绝，沿途肆行抢夺人口、财物、牲畜，践踏田禾。贡使人数多少，对于少数民族头人来说，不仅关系经济利益，也是政治地位的象征。限制噶尔丹贡使人数，即意味着限制其政治上的自我膨胀，仅承认其为准噶尔部首领。其次，收留安插逃来甘肃的厄鲁特蒙古其他部落的头领。再次，调解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的矛盾，扼制噶尔丹的入侵。
噶尔丹见喀尔喀蒙古两翼和好有望，便气急败坏康熙传 ７２地由暗中策划转为公开出兵干涉。康熙二十六年（１６８７）九月，噶尔丹率兵３万占领喀尔喀蒙古的扎萨克图汗部，挑起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之间的战争。噶尔丹便以此为口实，于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初，大举入侵喀尔喀蒙古诸部。
噶尔丹出兵喀尔喀蒙古的时间，正好和俄军在贝加尔湖以东镇压蒙古人民抗俄斗争的行动相配合。他从背后袭击正包围俄军的喀尔喀蒙古军，使喀尔喀蒙古军腹背受敌，实际支持了俄军的侵略行径，逼得喀尔喀蒙古部落向南迁逃。喀尔喀蒙古本为清朝属藩，遇到困难理应救助，康熙于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四月宣称 ：“朕统御天下，来归之人若不收抚，谁抚之乎？故受而安插于汛界之外；其穷困人民赈以米粮，而严责其兴戎之罪…… 。”
噶尔丹却不肯就此罢休，于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五月，开始了新的挑衅活动。他以攻伐仇人喀尔喀蒙古为名，率军２万余人，循索约尔济河南下，进入了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内，肆行杀戮、抢掠。
康熙皇帝得知噶尔丹悍然侵入内蒙的消息，曾经决定亲自出征。他于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六月二十二日谕兵部 ：“噶尔丹追喀尔喀，已入汛界，朕将亲统视师 ”，“于初六日启行”。后来，他考虑到自己亲自出征声势浩大，容易将敌人吓跑，便改由皇兄、皇康熙传 ７３子出面，借口前去与其谈判，便于稳定敌人，将其全歼。
七月初二日，康熙帝任命皇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褆副之，出古北口；皇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多罗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七月六日，福全等奉命从京师出发，康熙帝赐诗一首，表达了他对皇兄及皇长子的重托和希望。
康熙虽然没有亲征，但并没有安坐后方，在福全等出发几天之后，于七月十四日以“巡幸边塞”为名，启程北上，试图进至临近前线，对即将爆发的反击战起到实际的指挥与决策作用。可是事与愿违，康熙帝十八日刚出古北口便“圣躬违和”。 但他仍带病坚持前进， 于二十日到达距福全仅３００里的博洛和屯（今河北隆化），立即整饬驿站， 建立了直达军前的通讯系统，有意在此掌握军情，指挥前线战事。但因过度劳累，二十二日夜里病情突然加重，“身热心烦，彻夜未眠”。 诸大臣、侍卫惶惧不安，一再恳请圣驾回銮。康熙帝不得不同意“暂且回銮”。 但心情十分痛苦，流着泪对随从诸臣、侍卫说 ：“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亲灭此贼，甚为可恨 。”康熙帝回京，将指挥全权委托给皇兄与皇长子。皇弟恭亲王一路兵马，康熙传 ７４也“听大将军调用”。
大兵出发后，康熙曾担心噶尔丹闻讯潜逃，指示福全“往复遣使以羁之”。 谁知噶尔丹已忘乎所以，并不以闯入汛界为非。当他得知清廷调动和集结大批军队之后，无所畏惧，并引兵内进，逐步南下，于二十七日至克什克腾旗南境，沿萨里克河至乌兰滚地方，并抢先占据其主峰乌兰布通峰，距离同日到达吐力埂河的清军仅３０里。噶尔丹倚仗有利地形，反客为主，“觅山林深处，倚险结营”。 临战，布阵于山岗，以骆驼万千头构筑工事，先将骆驼捆住四脚，使之卧于地上，背上加上箱垛，盖上浸过水的毛毡，排列如栅，士兵于栅隙处瞄准放箭、放枪，做到攻守两利。
福全经过３天认真准备，于八月初一日黎明，各队按秩序向乌兰布通主峰进发。下午一时许临近敌人，隔河而布阵，以火器为前列，径攻中坚。开始时，地形条件对清军十分不利，噶尔丹军队居高临下，且在林中隐蔽，清军面临泥淖，隔河仰攻，暴露无遗，战斗极为艰难。清军伤亡人数很多。清军炮火齐发，继续强攻，终于在下午七八时击毁驼城，断敌阵一分为二，敌人惊溃不支。清军乘势进攻，遂破敌人的战垒。噶尔丹乘夜“旋奔高山顶，遁入险恶处”。 清军以昏夜地险，收兵徐退，驻兵山周围，仍对噶尔丹形成围困之势。
康熙传 ７５
康熙于回京途中八月三日行至石匣，接到福全的奏疏，得知首战告捷，“不胜欣悦 ”， 但十分担心诸王大臣等滋生怯战和麻痹情绪，使征剿半途而废，遂降谕重申务必全歼敌人的意图。然而福全不等皇帝谕旨，竟于八月二日以“使我将士暂息”为名，放缓对乌兰布通山的围攻，八月四日又接受噶尔丹所提“休征罢战”的要求，下令各路军队一律停止进击，并给噶尔丹开了安全通行证。噶尔丹见清军停止战斗，乘隙连夜逃走。康熙帝降旨斥福全贻误战机，但为时已晚。【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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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乌兰布通之战虽未达到全歼噶尔丹的目的，但使噶尔丹遭到沉重打击，实力大为削弱，逃亡途中又遇到瘟疫，得以生还者不过数千人。所以，战后噶尔丹一反过去傲慢态度，一再发誓“自此不敢犯喀尔喀”。康熙于八月十八日遣人敕谕噶尔丹，严正声明 ：“尔今率尔兵出界而居，不得擅犯我属下部落喀尔喀一人一畜，亦不得有一人与众部落往来通使 ”，“ 若再违誓言，妄行劫夺生事，朕厉兵秣马，见俱整备，必务穷讨，断不中止”。
康熙通过这次战役，总结了敌我双方在战略战术和军事素质上的差距，以求知己知彼。他通过回顾总结，扭转了原来认为噶尔丹不堪一击的轻敌思想，同时找出了清军的弱点，不仅“排列太密 ”，被伤者多，康熙传 ７６而且“进退之际，海螺未鸣 ”，指挥不力。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决定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此后，康熙帝设火器营； 恢复春秋二季的校猎，“令八旗官兵集于宽敞平原之地，排列阵势，鸣锣进退， 以熟操练”。多少年之后，他仍不忘乌兰布通战役的教训。
击退噶尔丹之后，康熙立即重新编组喀尔喀蒙古各部落。他接受喀尔喀蒙古贵族们的所请，决定按照管理内蒙古四十九旗的办法，将喀尔喀蒙古有效地管理起来。康熙帝于三十年（１６９１）四月十二日启程巡察边外蒙古等生计，抚绥安置喀尔喀数十万民众，四月三十日到达多伦诺尔。皇帝行营安设之后，令喀尔喀各部落贵族从百里外移近５０里，与内蒙古４９旗贵族们的帐幕一同环绕皇帝行营屯列。
五月初一至初七日，在多伦诺尔上都牧场境内，召集全体喀尔喀贵族举行会盟，对喀尔喀蒙古部落间的矛盾进行调解，明确是非，评定是非曲直，然后颁赏封爵，并举行阅兵。当五月七日康熙帝会阅完毕启程回北京时，内蒙古四十九旗和喀尔喀蒙古的贵族们分列路之左右，依恋不已，伏地流涕，情景至为感人。
多伦会盟，结束了长期以来喀尔喀蒙古的内部纠纷，促进了我国北方蒙古族的团结；朝廷加强了对喀尔喀的管理，使之成为保卫边疆的重要力量。
噶尔丹在乌兰布通败逃时，曾跪于威灵佛前发誓，康熙传 ７７永远不再侵犯中华皇帝之喀尔喀以及众民，但逃脱险境惊魂稍定，立即故态复萌，继续与清廷为敌。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八月，噶尔丹的属下率兵在哈密附近杀害了康熙帝派往策妄阿拉布坦的使臣员外郎马迪等，“尽劫马驼行李而去”。同年九月，噶尔丹又上疏，继续索要喀尔喀蒙古头领及民众。康熙看出噶尔丹心怀叵测，从而加强了防御。
从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正月起，康熙先后往右卫（今山西右玉）、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宁夏（今宁夏银川）、 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派兵遣将，以防噶尔丹侵犯西藏、青海、哈密等地。同时部署了东路兵力，令盛京（沈阳）、乌喇（吉林）、黑龙江官兵，遇事“可会于形胜之地，相机前进”。这样，从西到东，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噶尔丹率骑兵３万，以流寇方式，在外蒙地区忽东忽西，到处骚扰。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四日，康熙帝确知噶尔丹正屯驻巴颜乌兰过冬，活动范围在土拉河与克鲁伦河流域，兵丁６０００，便决计出兵三路进剿：东路，派盛京兵、宁古塔兵、黑龙江兵共５０００人，令定期会合，由三省将军统辖，以防噶尔丹东侵；西路，调右卫兵、京城增发兵及大同绿旗兵，合计２４２６０余人，总辖于费扬古，由归化城进剿；中路，调京城、宣化府康熙传 ７８绿营兵等，共计２７９７０余人，由京师进剿。此外，另设陕西一路，发西安满洲兵、汉军火器营兵、绿旗兵共２２４００余人，后来见噶尔丹无西窜危险，将这路兵合于西路，由费扬古率领。以上兵力已达７９６００余名，超过噶尔丹兵力十倍以上。
在三路清兵中，中路和西路是主力，西路已任命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而中路一直未任命统帅，人们猜测皇帝有意亲征，于是纷纷上疏劝阻。康熙帝始终不忘乌兰布通之战的教训，故而决意亲征，并立即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三十五年（１６９６）二月下旬，康熙得知诱敌之计奏效，噶尔丹果然沿克鲁伦河而下，认为机不可失，乃于三十日亲统大军启行，经怀来、赤城，出独石口，向西北进发。行军途中，康熙帝“常以休息士马为念 ”，见行李迟缓，军士人等不能及时安营，他就于每日五更即起，亲自督促运送兵丁行李的驮队及早启行，使行李先到营地，这样，士兵马匹得到及时安置休息。见天气阴晦，怕有雨，就立即传谕部队注意盖护马匹。三月十五日，部队驻于滚诺尔的地方，雨雪交加，康熙帝见军士未即安营，自己也不肯先入行宫，“雨服露立，俟众军士结营毕，始入行宫， 营中皆炊饭，然后进膳”。此时康熙已年过四十， 仍保持其祖辈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
康熙传 ７９
康熙在进军途中，不断派人出使噶尔丹，以探听消息，并从其扣留使者马驼，令步行而回，分析他尚不知士兵到来，因而有恃无恐，并未远遁。康熙据此展望战局，认为前景甚为乐观，西路兵即使稍迟缓，噶尔丹也难逃阻截。两路合兵聚歼顽敌，已指日可待。随从大臣等仍然坚持噶尔丹已经逃遁之说，建议皇帝返回。康熙严加驳斥。不久，遣往探听消息的人回来说，噶尔丹未曾逃去，仍在克鲁伦，诸臣无不钦佩皇帝的高见。
四月十三日，康熙亲率中路大军从科图进入喀尔喀，至苏德图驻跸，派人通知西路大军费扬古，中心内容是令其注意阻击溃逃之敌。
四月二十二日，康熙驻西巴尔台，得知噶尔丹“实在塔尔几尔济地方”。 第二天接费扬古奏疏，知西路军于初十日从乌兰厄尔几启行，进趋土拉，预计五月初三日可到克勒河朔地方。康熙与诸王大臣研究作战方案。后来，康熙又两次发动臣下讨论作战方案，表现了高度的军事民主作风。
到五月初四日，预计费扬古已到土拉，康熙便遣使以敕书、赐物及俘虏送往噶尔丹。噶尔丹原不相信皇帝亲征，说 ：“康熙皇帝不在中国安居逸乐，过此无水瀚海之地，宁能飞渡乎？”后来从康熙放回的厄鲁特人口中得知皇帝确实已亲自出征，又亲到前沿遥康熙传 ８０望清军大兵队伍行列规模，“不似乌兰布通时 ”， 大惊失色说 ：“是从天而降耶？”遂传令众人，尽弃其庐帐器械而去。
五月初七，侦知噶尔丹所在，康熙立即整兵出击。他亲率前锋兵在前，诸军依次而进，兵威之盛漫山遍野，不见涯际，整齐严肃。这天，康熙驻于西巴尔台，噶尔丹“乞暂缓师 ”，康熙知其别有企图，予以拒绝。第二天，直趋克鲁伦河。康熙帝亲率数人登高执圆镜望远，侦察地形，然后部署兵力。自五月八日至十二日，康熙帝身先士卒，疾追五日，这时，军队粮饷不继，不得已决定改由全部前锋军、满洲火器营兵及亲随护军，组成一支精悍队伍，每人凑足二十日口粮，令其前讨。康熙自出师以来，“不怀安逸，不恃尊崇，与军兵同其菲食，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 ”，惟欲前进，并不退却一步。这次只因“西路兵及西路饷皆未如约而至 ”，不得不安排轻骑前进，自率大队回军迎粮。 康熙帝预计噶尔丹应难逃脱，“捷音数日内即到”。
大将军费扬古率西路大军星夜前进。因行程遥远，已粮匮马乏，人畜倒毙，不能前进。当闻知皇帝御驾已达克鲁伦，众官兵无不精神振奋，齐言皇上出自深宫，尚且先至敌境，我等敢不冒死前进？所以不用督催，自觉奋勇克敌。
康熙传 ８１
五月十三日，费扬古正率军向昭莫多进发，突然闻报发现厄鲁特蒙古军队的踪迹，立即命令前锋统领硕代、副都统阿南达、阿迪等率前锋迎战，且射且退，把敌人引入昭莫多附近的大军阵前。费扬古立即调兵布阵，严阵以待，等见噶尔丹率万余人进入阵地，立即遵皇帝预授的策略，令官兵步行奋击。从下午一时战至下午六时，难分胜负。费扬古见噶尔丹的后阵不动，知道是妇女、驼畜所在，马上组织了精锐骑队绕到敌人的后面，偷袭其背后，果然敌营大乱。这时，清军上马冲击，乘夜追逐了三十余里，斩敌首级３０００余，杀死噶尔丹的妻子阿奴、生擒数百人，俘获大量子女、驼马、牛羊、器物，其中仅牛羊达２０余万头。只有噶尔丹率领数骑抢先逃走。
康熙于五月八日闻捷报大喜，降旨奖励官兵。
昭莫多之战是由康熙帝亲自领导和组织指挥的一次极为成功的围歼战，全歼噶尔丹主力，对统一北方、稳定边疆局势意义十分重大。
昭莫多一战，清朝取得了征剿噶尔丹的决定性胜利，但种种迹象表明，噶尔丹落荒而逃后，将西去纠集旧部，投靠达赖喇嘛，图谋卷土重来。有消息说，噶尔丹又遣人收集余部５０００余兵，要往哈密过冬。康熙感到噶尔丹不根除，边疆地区仍存一大隐患，所以在东部仅作一般性防御，除留少数黑龙江兵驻科图康熙传 ８２外，其余全部撤回。然后令大将军费扬古率部分官兵到各处侦探消息。同时，他及时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地区。
针对西北地区形势复杂的情况，康熙帝决定二次亲征，切断噶尔丹去回部、青海和联络西藏的通路，以便对其进行招降，并及时处理西北各族、各部落间微妙的关系问题。为防止官员劝阻，他于九月四日以“往宣化地方行围”的名义着手准备。直到十五日大兵启程的前几天才透露这是一次非比寻常的“出兵”。十九日，康熙帝启行，二次亲征。
康熙于征途中时刻不忘招抚事宜。九月二十二日，至怀来县城西，差人将招抚噶尔丹、丹济拉敕书三百道送到大将军费扬古军前，“令其颁示”。为了有效地贯彻招抚政策，康熙帝对降人和俘虏进行了适当安置：将陆续来降的１５００余人编入上三旗满洲佐领，其中头人分别授职；不愿来内地者，送往费扬古军前，各给马一匹遣回原地，“令彼往谕噶尔丹， 言彼若来降，亦待以显荣”。 十月初七日，康熙驻瑚鲁苏台，令将昭莫多生擒给主为奴的男女３０００人，“ 皆赐银赎出，使其父子夫妇兄弟完聚”。
康熙招抚噶尔丹，重点是分化瓦解其上层人物，十月二十一日，康熙遣昭莫多之役受伤被俘的厄鲁特曼济回噶尔丹处与妻子团聚，并赍敕文给噶尔丹、丹康熙传 ８３济拉等。
为迫使噶尔丹归降，除遣使招抚之外，康熙尤其注意调动兵马，围困阻击。康熙部署兵力，组成西北联合防线，可以从根本上遏制噶尔丹西窜的通道，使噶尔丹处于孤立无援之困境。
康熙二次亲征噶尔丹，“收抚其降众， 遏绝其外援 ”，重新部署西北兵力之后，于十二月二十日胜利返回北京。
康熙于第二次亲征噶尔丹结束之前，已开始了第三次亲征的准备工作。康熙三十六年（１６９７）正月，臣下出现了轻敌麻痹思想，劝皇帝不要亲征。康熙以当初三藩叛乱迅速蔓延的事实说服大臣，于二月初六日，进行第三次亲征，正式出师前往宁夏部署征剿噶尔丹，并顺便“招徕瑚瑚脑尔等西陲厄鲁特 ”，乘便巡览边区形势，察视军民生业。他见“缘边州县土地瘠薄，军民生业艰难 ”，深表同情，因而一再颁布谕旨：一切御用所需，皆自内廷供办，不以烦民；随从人员尽量减少；市场所买东西，全部按时价；所过城堡衢市禁止结彩；严饬地方官员，不得借端科派。为了减少对百姓的干扰，甚至行军路线也作了调整。三月十七日，驻于陕西安边城东，得知宁夏诸大臣准备前来迎驾，康熙立即派人通知 ：“勿得远来迎驾以劳马力，止令于黄河对岸迎接 。”宁夏总兵官王化行，康熙传 ８４奏请皇上行围甘肃境内的花马池，以观军容。康熙帝也以防止马疲为由谢绝。总之，他力戒排场，节省开支，集中人力、物力，尽快消灭噶尔丹。
三月二十六日，康熙抵达宁夏。去年冬天派出的各路使者这时已陆续返回。二十九日，接到出使噶尔丹的使者奏报，噶尔丹实无降，而他的属下及大臣都十分动摇。
康熙帝当确知噶尔丹穷迫已极的处境后，重整了兵力，闰三月十一日部署两路出兵事宜。十二日一面遣使颁敕，一面进兵搜剿。
一切就绪，只待佳音。四月十五日，康熙接到费扬古奏报：噶尔丹最亲信的重臣丹济拉派人来报告，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饮药自尽，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体及其女儿钟齐海，率三百户来归。康熙闻报，命费扬古选精兵往丹济拉处，押护前来。
五月十六日，康熙帝凯旋而归。从第二天起，对三次亲征进行总结。康熙征讨噶尔丹所取得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页。它扫除了漠北、西北地区一大不安定因素，稳定了那里的社会秩序，加强了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厄鲁特蒙古的统一管辖。更为重要的是，康熙为保卫中国领土的安全与完整，进一步团结众蒙古部落，筑成一道抗击沙俄南侵的铁壁铜墙。
康熙传 ８５
康熙帝向来注意亲理国事。蒙古问题事关重大，尤其谨慎，不能不亲自处理。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在这方面有其特殊的作用。
康熙于十六年（１６７７）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开始北巡。二十年（１６８１）四月再次出巡，他带领满汉大臣、八旗禁旅，会同内蒙古各盟旗王公贵族，以及喀喇沁旗的３０００蒙古旗兵，一边射猎习武，一边勘测围场。于是在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同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与四旗接壤处建立了木兰围场。满语“木兰”汉语“哨鹿”的意思。木兰围场东西相距３００里，南北直径近３００里，周长１０００余里，总面积约１万余平方公里。它位于内蒙古中心地带，北控蒙古，南卫京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建木兰围场是一项重要的军事训练措施。这个围场既是清军打猎、习武的猎场和练兵场，又是康熙绥远的禁苑。康熙自木兰围场设置直到逝世，只有两年未到围场。一是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出巡东北；一是三十五年（１６９６）征噶尔丹。其余４８年，每年一次率八旗出塞，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狝大典。
秋狝规模很大，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皇帝令每年派出骑兵１１ ２万人分三班赴口外行围，以野兽为假想敌进行军事训练。各部院官员必须参加，康熙传 ８６以“娴习骑射”。蒙古各部都参加。 行围是严格的军事训练，每期二十天左右。每天黎明前出营，列队形成一个大包围圈。皇帝、皇太子首先射猎。围猎圈缩小时，皇帝驻马观围，满蒙王公和诸部落射生手则大显身手。一日行围结束，根据猎获情况论功行赏，然后点起篝火，举行野餐。外围期满，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
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已有其特殊意义；康熙在这里接见蒙古各部上层人物。为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康熙必须定期与其上层人物接触、交谈。但蒙古各部多居于高寒地带，多数人没有出痘，到内地往往因天热突然出痘死亡，所以以“进塞为惧”。清政府规定了蒙古王公定期朝见的“年班”和“围班”制。凡已出痘的蒙古王公，有免疫力，每年年末轮流进京朝见皇帝， 称为“年班”；没有出过痘的蒙古王公，在塞外轮流陪同皇帝打猎，称为“围班”。 康熙选在高敞、凉爽的木兰围场接见他们，对此，蒙古诸部落的王公都甚为感激。
避暑山庄坐落在承德市区，初称热河行宫，也称承德离宫。后来康熙亲笔题名为避暑山庄。康熙从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开始在北京至木兰围场途中建立行宫，热河行宫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行宫有供中途休息饮水、吃饭用的茶宫、尖宫，还有住宫。热河行宫康熙传 ８７属于住宫。它包括宫殿区和苑景区两大部分，总面积为５６４万平方米。行宫外围东、北山麓分别建了外八庙。
康熙一生崇尚节俭，尤其反对为个人享受而大兴土木，那为什么还要建行宫呢？建行宫以避暑是其用意之一，其重要意义还在政治方面。皇帝每年用差不多半年时间在口外从事政治、军训活动，这样热河行宫成为诏见官吏、接见各民族王公贵族、外国使节及处理朝政、举行各种政治活动的场所，实际上成为康熙帝处理民族事务、加强北部边防的政治中心。康熙并不特别热衷于修庙宇，外八庙的修建完全是利用宗教团结内外蒙古、青海、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的需要。这些庙绝大多数是清朝在解决北部、西北部边疆和西藏的历史过程中，为了供来承德朝见皇帝的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观瞻及从事宗教活动而建的。外八庙很容易使人想起蒙古、新疆和西藏。各族上层人士到承德，自然会产生一种亲切感。它们是清政府实现对边疆各民族的统治、建成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象征。康熙传 ８８
第七章 察吏安民
康熙帝说 ：“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宜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 。”基于这一认识，他把察吏安民重点放在考察高级官吏上。其中主要是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及在京二品以上堂官。
康熙亲政前，下诏求言，当时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遵旨条奏，说民间疾苦都是因为督抚的贪婪与残酷，这不单单是守令的过错，上有监司，再上面又有督抚。提出以后考核官员“以民生之苦乐，为守令之贤否；以守令之贪廉，为督抚之优劣”。御史余缙建议：“民生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 。”这些所奏，十分中肯，但是，问题还不止于督抚，更深的根源在部院大臣。因为京官无法直接向人民搜括，但手握官员任免权与钱粮奏销权，可借助权势向京外官员勒索贿赂。
康熙帝亲政之后洞察官场种种弊端，十分重视对高级官吏的考察。起初，他对外官与京官勾结行贿纳贿的事进行教育、警告，明令禁止。但“未见悛改”，“在外文武官，尚有因循陋习，借名令节生辰，剥削兵民，馈送督抚提镇司道等官。督抚提镇司道等官复康熙传 ８９苛索属员，馈送在京部院大臣科道等官。在京官员亦交相馈遗 。”康熙认为，兵民日渐困乏，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严加制止，谕吏部、兵部 ：“今后有仍蹈前辙者，事发之日，授受之人一并从重治罪，必不姑贷。”十八年七月，京师地震，康熙命令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抚等官，言政治得失，并亲自反省，总结六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第一条指出 ：“民生困苦已极，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 。”其原因在于“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官吏私橐”。 为割断督抚与部院大臣的非法联系，特规定：凡督抚司道官员与在京大臣各官， 彼此谒见、馈送，因事营求， 以及派家人“问候”、来往者，将行贿者及受贿者“俱革职”；官员本人不知其事者降二级， 但将经手此事两家家人“俱正法”。
这样，问题仍未解决。贪官污吏们以权谋私，用“合法”手段继续作恶。如：各省地丁税课各项钱粮，在本地支销兵饷、驿站、俸工、漕项等，每年用银约２０００余万两，由皇帝将督抚奏请报销的题本交户部审核，办理报销。但是在履行报销手续时，户部往往借端挑剔，反复多次难以通过。这时督抚只好向户康熙传 ９０部行贿——“内外使费”。 之后，即使报销的题本上有问题，户部也能让顺利完结。再如：外省向中央解送钱粮的时候，若不足量，户部有权令其补送，称之为挂平。户部大员手中有权，不分青红皂白，硬是以不足量为借口，强令补送，而且让解送的数量相当大，数量每年大约在解送钱粮总数的百分之三四。如果解送钱粮的官员事先与掌库的户部官员讲明，每１０万两银两给户部４０００两“好处费 ”， 便可以免去“挂平”。仅此一项户部每年可非法收入三四十万两。这可谓是皇帝眼皮底下的结伙贪赃妄法。还有漕督之官与户部大吏互相勾结侵吞国家财富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些均是办理公事过程中，以公事“公办”面目出现的行贿受贿、贪污钱粮的例子，它比私下收受贿赂要高明得多，危害也更大。
经济上结伙贪污，政治上就很难秉公从事。如九卿会推官员，不能做到至公至正。有的草率从事，有的立议争胜，极力推荐自己中意的人、亲朋、同乡、门生。这样官员间往往结成党派，互相包庇，徇私舞弊。
康熙帝对督抚与部院堂官营求结纳，分树门户，处理政务放弃原则的弊端深恶痛绝。如山西巡抚穆尔赛，贪酷至极，罪恶昭著。当康熙向大学士、九卿等询问此人为官称职与否，满族大学士勒德洪等，竟不康熙传 ９１据实陈奏，企图包庇。康熙帝震怒，将勒德洪等各降两级，满族九卿科尔坤等各降三级，穆尔赛拟绞、监候秋后处决。 康熙还发现，“河工诸臣，一有冲决，但思获利，迟至数年，徒费钱粮，河上毫无裨益 ”，他认为问题的根子在工部。他亲自主持，经数年清查，终于查实了工部从尚书、侍郎以至分司官员，组成了一个大贪污集团。他分别给予惩处。康熙也从中进一步看到了察治部院大员的重要性。他对满尚书、侍郎等说 ：“天下之民所倚依为生者守令也。守令之贤否系于藩（布政使）臬（按察史）， 藩臬之贤否系于督抚，督抚又视乎部院大臣而行。部院大臣所行果正，则外自督抚而下，至于守令，自为良吏矣 。”
所以康熙于四十二年正月，第四次南巡途经济南，参观趵突泉，书写匾额“源清流洁”四字。他将“源清流洁”的思想用于吏治，把严格约束和考察高级官员作为吏治之第一要务是英明的。因为高级官吏身居要职，直接影响下级官吏，或带出一批清廉贤吏，或养成一群庸劣、枉法之徒。他们还左右重大朝政，包括财政、人事、决策、立法等，决定着国家能否按正确制度行事，可谓事关重大。
康熙帝十分重视察吏，并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与制度。康熙通过职能部门考察官员，仍使用明代的办法：京察、大计和军政等。京察就是考核京官，六年康熙传 ９２一次；大计是考察外官，三年一次；军政是考察武官，五年一次。到时由在京衙门三品以上堂官，地方督抚及提督、总兵自陈功过，吏部、都察院开列事实具奏候旨。其下属官员分别由京堂、督抚、提督填注考核评语，选册开送吏部、都察院。上述被考核官员，凡清廉自守者被荐举任用，贪酷不谨慎者给予论劾，然后分别按级升赏、降革。康熙在利用这些旧制时不墨守成规，于大计、军政之外，另行“两年举劾”制度，由军政长官举劾属下功过，分别奖惩。因为京察间隔时间太长，康熙就传谕各衙门堂官，对属下随时甄别、指参，以示劝惩。另外，康熙还主要通过亲察与密奏，考核奖惩官员。
亲察，即皇帝亲自接触官员进行考察。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中，“有虚糜俸禄懒惰不上衙者， 有老疾孱弱不能任事者 ”，有逃避苦差装假称病者，正在学习中的庶吉士，也遽回本籍，至三年考核将近又来考试。针对这些情况，康熙提出建立注册考核制度，规定部院官员因病因事不上衙门者， 均需注册，“以凭分别勤惰”。通过注册， 康熙帝掌握了官员的出勤情况。五十三年二月，翰林等官告假者达三分之二，康熙据此决定 ：“翰林院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教习进士，并科道官员，有告病回籍者，悉令休致 ”，解职回家。
康熙传 ９３
总督、巡抚及各省其他文武大吏离京赴任前，向皇帝陛辞，康熙有针对性地同他们研讨问题，提出要求，做初步的考察。如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漕运总督徐旭龄陛辞，研究了禁陋规、节约不必要的开支、整理官吏队伍等问题。康熙知道徐旭龄任山东巡抚居官清慎，鉴于前任漕运总督俱不称职，所以将他升任此职，对他说 ：“源洁则流清。尔为大吏，务正己率属，官吏自不为奸 。”徐旭龄感激皇帝知遇之恩，提出一套禁陋规、节省支出的计划。康熙表示赞成和支持。康熙还同即将赴任的广东提督许贞研究缉捕广东盗贼问题。许贞报告了自己缉捕盗贼的方案，康熙听了十分满意。地方官赴任之后，康熙仍不时召回接见，对地方情形和兵民生计问题当面咨询。
康熙帝还通过亲阅题疏考察官员。如原任偏沅巡抚韩世琦，奉命采办楠木，借口四川酉阳土产楠木合适，请令四川督抚办理；等将其改任四川巡抚时，又奏称酉阳楠木因路途遥远不便察看，请求行文湖广督抚就近察看。康熙帝从中看出他“前后题疏，参差不合 ”，令吏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康熙帝亲阅刑部秋审重囚档案，发现九卿“阅视数月，其字句错误处并未看出一二”； 刑部刊此档案“先不详审，殊属不合”。此类文书关系人命， 康熙认为一字一句的错误均不能容忍，所以令都察院“严察议处”。 另外，凡康熙传 ９４专务逢迎、以谬言相奏、冗长浮泛之类的奏章，康熙帝都要一一指出，令其改正。
康熙帝出巡时，都要亲自考察官员。他执政期间，曾南巡苏州、杭州，东巡盛京（沈阳）、吉林， 西巡宁夏、山陕，北巡塞外蒙古，他还经常巡视北京周围地方，每次出巡各有视河、谒陵、狩猎等具体目的，但每次都把周览民情、察访吏治作为一贯的任务。八年二月，康熙帝巡行北京附近，发现通州知州欧阳世逢、州同李正杰，庸劣无才，副将唐文耀不娴武事，将他们俱行革职，并追究直隶督抚不早行参奏的责任。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第一次南巡，驻江苏宿迁，发现漕运总督邵甘问题严重，将其撤职，令随旗行走。二十八年正月初八至三月十九日，康熙帝第二次南巡，返京第二天，便根据所掌握的情况，任免了一批高级官吏。出巡察吏与察访民情相结合，往往能访得实情，康熙帝曾深有体会地说 ：“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 。”
康熙还通过亲信密奏考察官员。康熙帝为了掌握真实情况，把密折视为特别耳目，亲自审批。他认为密奏有约束官吏的作用 ：“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 有些通过其他途径难以查清的问题，经密奏得以弄清楚。康熙传 ９５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案被公开揭发后，发生了督抚之间相互攻击的事件。江苏巡抚张伯行疏参两江总督噶礼与考官共同作弊，揽卖举人，胁索银两。噶礼又疏劾张伯行挟嫌诬陷，监毙人命。加上审理的人偏袒噶礼，使问题呈现复杂状态。康熙命令苏州织造李煦调查密奏审案实情、江南群众反映、噶礼张伯行动态等。 康熙据此力排众议，果断处理此案。 康熙认为“欲知天下事理 ”，靠密折胜于微服私访。
康熙帝重视考察官吏主要内容是奖廉和惩贪。他坚持奖廉与惩贪并举。
康熙帝坚持以廉洁官吏的事迹激励规劝百官，澄清吏治，以使潜移默化，改掉贪风。清官需要发现和扶植，康熙一生发现、培养、奖励清官始终不渝。得到康熙帝褒奖的第一位清官是直隶巡抚于成龙。于成龙是山西永宁人，顺治十八年任广西罗城知县，这时已四十五岁。康熙六年他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康熙八年升湖广黄州府同知；十三年二月擢任武昌知府，后调任黄州府知府。吴三桂叛军盘踞湖南时，煽动湖北数县响应。叛军号称十万，逼趋黄州。这时清朝援军全部赴湖南，黄州十分危急，有人主张退保麻城。于成龙认为黄州是七郡咽喉之地，“弃之则荆岳瓦解”，誓死不去，集乡兵数千人，亲自冒着石头飞箭，率众拼杀，剿抚兼施，瓦解贼众， 费时二十四天，“以乡康熙传 ９６民数千，破贼数万、不费公家丝粟 ”，平定了黄州，从而打通了平叛战争后方转饷要道，有力支援了荆州大军。他后来连任江防道员、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康熙十九年迁直隶巡抚时已六十四岁。上任之后，是非分明，支持廉洁官吏，劾奏贪婪县令。康熙得知于成龙的事迹，于二十五年二月初五日在懋勤殿亲自见，表彰说 ：“尔为当今清官第一，殊属难得 。”勉励他“始终一节 ”，赏赐白金、良马、御制诗等，嘉奖其廉洁贤能。同年年底，提升为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感激皇帝知遇之恩，到江南更加勤奋。江南官吏知于成龙好微行私访，每遇白髯伟岸者，便互相转告，循规蹈矩。然而秉公亦能招怨，竟有人挟仇谗害，以致部议令其休致，但是康熙帝特诏留任。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于成龙病逝。将军、部院等大僚察看其遗物，“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康熙闻讯，感慨非常，称之为“天下廉吏第一 ”，加赠太子太保，予谥清端，御书“高行清粹”祠额及楹联赐之。
奖励清官，意在倡导百官效法。二十七年四月，康熙授满洲镶黄旗人吏部侍郎傅拉塔为两江总督，临行叮嘱他 ：“尔此去当洁己行事。前任江南总督数人无过于成龙者，尔如其所行可矣 。”傅拉塔遵旨上任后，不负皇帝所望，清正廉洁。三十三年闰五月傅拉塔卒于任所。康熙看到遗疏，以痛惜的心情对大学士康熙传 ９７等说 ：“江南江西总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龙之后，惟傅拉塔一人 。”康熙破例派人赴江宁致祭，赠太子太保，谥清端，授予骑都尉世职，令其子承袭。四十四年，康熙第五次南巡，经雨花台，赐御书“两江遗爱”匾额，令悬于傅拉塔祠堂。
继于成龙任直隶巡抚的满洲镶黄旗人格尔古德，继傅拉塔任两江总督的汉军镶黄人范承勋，以及江苏巡抚张伯行、闽浙总督王骘等，也都是著名的清官。康熙还发现和培养了张鹏翮、彭鹏、郭 、陈瑸等廉洁的官吏。
康熙宣传清官，鼓励官吏们争当清官，是对广大官员的鞭策和期望。然而实际上清官不仅数量少，其活动、作用均受局限，不可能改变当时官民对立的基本状况。所以，还必须惩治贪官。
康熙亲政初期，整饬内外官吏，着重清除辅臣的影响。八年五月擒拿鳌拜之后，以鳌拜辅政时“荐劾不公”为由，特诏举行察典，对在京三品以上部院满汉堂官及在外的督抚等官“详加甄别”。 至九月，经皇帝批准，革职、降级、休致在京满汉官员共８３人，此外，还将十余名总督巡抚革职、休致或随旗行走。
平定“三逆”叛乱之后，重点处理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等重大贪污案件。侍郎宜昌阿被派往广东查看尚之信家产，同广东巡抚金Ｘ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康熙传 ９８收受尚之信商人沈上达的贿赂共８９万余两，他怕沈上达事后告发，将其谋害灭口。事发后，经半年多审理，于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结案，宜昌阿、金Ｘ等拟斩，道员王永祚拟绞，俱监候秋后处决。奉差审理此案的刑部侍郎禅塔海，因未审出谋害沈上达之事被革职。另一重大案件是蔡毓荣贪污逆产案。蔡毓荣在攻克云南省城昆明时，将吴三桂应入官之家财人口侵吞归己，并大量馈送其他大臣、官员等。康熙令将蔡毓荣及其儿子蔡琳革职拿问，详加严审，务将情弊尽行察出。
康熙于三十六年歼灭噶尔丹之后，察吏安民重点在于反对横征暴敛，激变百姓。亲征过程中，康熙两次西巡，远抵宁夏，周览山陕沿边形势，咨询民间疾苦，发现“所在兵民筑土屋以为居，耕沙碛以为业，生聚之计甚属艰难”；而官员们，“文则加征无艺，武则侵扣月饷 ”，山西一小省，科派竟达百万。康熙气愤地质问说， 如此科派，“民何以堪”？因此，在三十五年底，趁山西巡抚温保丁忧暂时离职之机，将内阁学士倭伦升补，并传谕：毋效温保所为。翌年闰三月十六日又以年龄衰老，不能胜任为由，将陕西巡抚党爱、按察使纳垒解任。
康熙三十六年，山西蒲州府发生民变，百姓逃入山中，康熙急忙派人招抚。同时于五月十二日将山西康熙传 ９９百姓极为痛恨的原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革职，严拿赴京，交与刑部治罪。并对大学士等说 ：“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 。”到七月二十三日，又将甘肃巡抚郭洪革职交刑部，问拟枷责，命发黑龙江当差。这样，康熙在短短半年时间，将山西、陕西、甘肃三地巡抚及部分布政使、按察使予以撤换，以惩私派，安定民生。这三地的督抚藩臬全部是由满人担任的，如此大批处置满洲高级官员，表明了康熙帝察吏安民的决心之大。
继蒲州民变之后，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两年间，广东、云南、山西、直隶等地，又相继发生民变多起。这些小规模民变虽然不久即被镇压或招抚，但却使康熙感到不安，因而进一步推动了以反私派为中心的察吏活动。不仅私派激起民愤而改变者要受到严惩，而且一旦发现地方官有虐民劣迹，不待激变，就予撤换。山东饥荒，老百姓饥寒交迫，巡抚李炜竟不奏闻，康熙帝以“不知抚恤百姓”罪，将其革职。康熙帝确认，民变的根源在官不在民，从而采取严格措施约束官吏。
奖廉与惩贪、扶正与抑邪是相辅相成的。在社会风气败坏的清朝，清官往往遭到贪官的嫉妒、压抑乃至陷害，只有惩治贪官，清官才能成长并施展其才智。噶礼、张伯行互参案就是典型例子。噶礼，满洲正红康熙传 １００旗人，清朝开国功臣何和礼四孙。他于康熙四十八年七月被提升为两江总督，从此，贪赃妄法更加肆无忌惮。上任数月，就将江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一律劾罢，并与新任巡抚、有名的清官张伯行发生矛盾。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张伯行疏参噶礼在辛卯（康熙五十年）科场案中，以５０万两银贿卖举人，不肯审明实情。噶礼却反劾张伯行七条罪状，并否认自己有得银５０万两的事。康熙先后令尚书张鹏翮、总漕赫寿、尚书穆和伦、张廷枢严审，但他们袒护噶礼，使问题无法澄清。康熙这时对噶礼已有所了解，深感此案反映了贪官与清官的矛盾，同时涉及到满汉关系，必须明确表态。他坦率地对九卿等说 ：“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者，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 削一半矣……互参一案，初次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不能审出，及再遣大臣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诸臣皆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
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 。”然而，九卿等再议时， 仍不肯单提处罚噶礼，只说 ：“噶礼、张伯行并任封疆，不思和衷集事，互相讦参，玷大臣职，均应革任”。等于各打五十大板。不得已，康熙亲自出马，于五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决定 ：“命张伯行仍留原任，噶礼依议革职 。”噶礼后因欲毒死其母，经审实，令其自尽，妻子亦从死，养子“干泰发康熙传 １０１黑龙江，家产入官”。 贪官噶礼彻底失败，清官张伯行等人地位才得以巩固。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在奖廉与惩贪上的决心。
康熙帝察吏安民所取得的效果，对其一生统治事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察吏以高级官吏为重点，以人民生活好坏为官吏优劣的标准等思想，体现了康熙帝务实、以民生为第一要务的思想。
康熙传 １０２
第八章 治理河务
黄河在历史上经常泛滥、改道，据统计，其泛滥的次数达１５００多次。黄河泛滥给沿河地区人民带来巨大灾害，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也威胁着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古代帝王从夏代的禹王起，大多数重视治河。康熙帝则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黄河易于泛滥为患， 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碗水、半碗泥”的黄河水，大量泥沙淤积在河床中，每年河床平均升高约１０厘米。这样年复一年，泥沙不断淤积，以致下游河道成为高出两岸平地的“地上河”。一般高出地面数米乃至十几米，全靠人工筑堤束水。一旦年久失修，遇到雨季、汛期，极容易冲决改道。
元朝定都北京，明清继之，纵贯南北的大运河穿过黄河，延伸到北京附近的通州（今通县）， 黄河和运河交汇，更增加了泛滥的可能性。此后，
治黄已不单纯是疏导通流、防止泛滥，还要使黄河保持相当的水位，以便蓄黄济运。
清初战乱不息，河道年久失修，致使河患十分频繁。受害最重的是淮安、扬州二府所属的高邮、江都、山阴（今淮安）、盐城、宝应、泰州、 兴化等七州县之地。七州县因地势低洼，被称为里下河地区，凡发康熙传 １０３生黄水倒灌、运河堤坝冲决等事，必然被淹。有时河道官员见水势过猛，为护堤保证漕运，不待堤坝冲决，就主动开闸放水，里下河七州县首当其冲，难逃水患之苦。
康熙六年七月，康熙帝刚刚亲政，就遇到一大水，河道、运道进一步敝坏。当时，每年通过运河运七省漕粮４００万石到北京，供应官兵俸饷。运道受阻，事关重大。因此，
康熙帝亲政初，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书宫中柱上 ”，定为国家的重大任务。每当发生水灾，他便派人巡视河工，绘图以进，及时掌握情况，详细研究古人治河的经验，采取对策。但那时国家财力仍不充裕，尚不能进行全面治理，仅仅为保证运道，搞一点应急的小型项目，开支稍大的工程便不能进行。
几年之后，国家财政状况逐渐好转，康熙着手准备主动治理黄河。十一年（１６７２）六月，他命工部会同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共同商酌治理黄、淮、运河汇合部——清口，以防水患。十二年十月，批准工部议复河道总督王光裕的奏疏， 于清口筑坝，“以遏浊流”。 可是，年底爆发了吴三桂等人的叛乱，必须集中一切人力、物力支持平叛战争，治河一事又无暇顾及。
至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各处又发大水，黄、康熙传 １０４淮再次并涨，灾情远远超过了康熙六七年那次。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支持平叛战争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定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的治理。
康熙帝治河比以往的治河想得远，要求高，力度大。他于十五年十月派遣工部尚书冀如锡、户部侍郎伊桑阿前往淮、扬省视察河工。行前特别叮嘱 ：“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百姓皆受其困。今特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勘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勿得苟且塞责。如勘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 。”这道御旨提出“务为一劳永逸的方针 ”，反映了康熙帝全面整治河道的坚定决心。
随后，康熙帝立即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十五年十二月，他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需用。次年二月，经吏部议准，慎选河员，并实行久任制度。同月，康熙帝以原河道总督王光裕“全无治河之才 ”，将其解职；经吏部尚书明珠推荐，升任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并遣吏部侍郎折尔肯、副都御史金Ｘ，前往会同新任总督察审河务。
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十五年（１６５８）改内阁中书，迁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自员外郎回康熙传 １０５迁至内阁学士。十年（１６７１）授安徽巡抚，政绩优著。十五年以其实心任事，加兵部尚书衔。不久将其升擢河道总督。康熙帝对靳辅寄予厚望，靳辅感激皇上的知遇隆恩，孜孜图报，十六年三月受命，四月初六就赶赴宿迁总河行署就任。他上任之初，除随时向幕宾陈潢请教之外，并“遍历河干，广谘博询 ”，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无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 凡有一言可取一事可行者，“莫不虚心采择”。 他研究了我国历代治水的利弊得失，主张继承明代河臣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并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他体会康熙帝“务为一劳永逸之计”的谕旨，提出了统筹全局、“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指导方针，并将治河应做的事分拟《经理河工八疏》，呈交皇帝。
靳辅的治河方案坚决贯彻“一劳永逸”、 全面修治的方针，因此得到康熙帝的大力支持，十七年正月，经议政王大臣等议复，康熙帝批准实行。支给正项钱粮２５０余万两，限定三年告竣。从此，清初大规模治河全面展开，并逐步取得成效。
三年完成六项大的治河工程：一是导黄入海工程。疏浚黄河下游河身，增筑两岸堤坝，使淤塞十年的海口开始通流，为其他各项治河工程的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改移清口工程。封闭原新庄闸运口，另辟康熙传 １０６七里闸为运口，使运口与黄淮交会之处隔远，防止黄水倒灌，利于清水外流，减轻运河淤垫之虞。三是高家堰工程。四是清水潭工程。五是归仁堤工程。六是皂河工程。
靳辅治河虽然成绩显著，但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主要是又遇到了两次大水，河道一再决口。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本来不足为怪，但有人试图借机全盘否定治河成就。
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五月初八，康熙根据靳辅要求，遣户部尚书伊桑阿、左副都御史宋文运等四人前往江南勘阅河工。尚未出发，候补布政使崔维雅奏呈所编辑的《河防刍议》、《两河治略》二书，并条议二十四款，对几年来的治河成就一概予以否定，主张拆毁所有工程。康熙帝命令勘阅河工的大臣带领崔维雅，“会同总河靳辅确议具奏”。行前，康熙帝将伊桑阿等召至御座前，谕曰 ：“治河不在空言，而在实行，慎未可轻言河工之易也。……尔等前去务与靳辅共同商酌，加意看验，勿各执己见。凡有会议事宜，必逐一陈奏”。
尽管皇帝告诫不要存偏见，但勘阅河工的户部尚书伊桑阿等，还是以挑剔的目光看验各处的治河工程，然后回到徐州，以崔维雅条陈的二十四款质问靳辅。靳辅毫不气馁，“逐条登答”、批驳，有理有据，使伊康熙传 １０７桑阿等感到“若照崔维雅所议，别行修筑，亦难保其必能成功 ”，因而无法定议。
康熙帝初览崔维雅条奏二十四款，感到“似有可取 ”，待看了靳辅的回奏，又觉得崔“所奏事宜，实属难行 ”，因此处于矛盾状态。这时不少人建议皇帝换掉靳辅。康熙则考虑 ：“若另用一人，则旧官离任，新官推诿，必致坏事 ”，因此，想继续任用靳辅，令其完成治河任务。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九卿等遵旨会议尚书伊桑阿察勘河工的所奏，建议将靳辅等人俱行革职，戴罪赔修，限六个月修竣。最后康熙帝决定 ：“靳辅仍着革职，戴罪督修；修筑各官，俱著革职，戴罪监修…… 。”崔维雅的条奏二十四款遭到彻底否决。
二十二年（１６８３）七月，各项工程相继告竣。同年十二月，康熙帝命复靳辅为河道总督。
靳辅治河取得成功，但淮、扬水灾未见明显好转，原因何在？康熙帝为了察明原委，便开始了南巡之旅。
康熙帝于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七日，为了体察民情、周知吏治，东巡山东。登泰山之后，车驾驻于郯城红花铺，总河靳辅等来朝。康熙“以黄河屡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河工 ”，十月十八日命驾南巡，驻跸江南（今江苏）宿迁。十九日，康熙帝行至桃源县众兴康熙传 １０８集，临阅黄河北岸的肖家渡、九里冈……等，充分肯定了黄河堤岸的巨大作用，嘱靳辅时加维修。康熙帝乘舆自宿迁至清河，所过之处，见河工夫役运土，卷埽下桩，夯筑甚力，特地停下车驾，亲加慰问。
康熙视河完毕，返回途中到山东曲阜朝拜孔庙。十一月二十九日返京，立即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控制减水坝，凡能危害人民利益者，一概不再新设；一是开浚下河入海口。以明珠为首的大学士、九卿及靳辅等治河官员，从上到下有组织地抵制皇帝开浚下河方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浚下河方案本身，而在于皇帝将这一工程没有委派靳辅督理，而决定另行委派安徽按察使于成龙去督理，为此展开了长达数年之久的纷争。这场争论实质是明珠、靳辅等人把河工系统视为独立王国，不容他人介入，独占肥缺，为此有组织地抵制、干扰皇帝的命令。其侵犯皇权，达到专擅程度，这是康熙帝所不能容忍的。后来，康熙帝罢免了明珠、靳辅等一批官员。
康熙撤掉靳辅之后，朝野之间刮起一股彻底否定靳辅之风，以往凡是经他手完成的治河工程全是错的，必须废掉。这股风极易造成混乱，使河工遭到破坏，以致影响漕运。康熙帝了解到这种情况，于二十七年（１６８８）四月初二，特派学士凯音布等前往看阅靳辅于被撤职前刚刚完成的中河工程。为了考察这条康熙传 １０９中河工程的意义和价值，康熙帝采纳九卿等官的建议，于二十八年（１６８９）正月初八进行第二次南巡，命靳辅、 于成龙随行，“躬历河道，兼欲观览民情，周知吏治 ”，到浙江绍兴兴稽山亲祭禹陵而返，三月十九日回京，历时七十天。
康熙通过二次南巡，增强了对靳辅的了解，返京后，于三月二十一日御门听政时宣布 ：“朕南巡阅河，闻江、淮诸处百姓及行船夫役，俱称颂原任总河靳辅，感念不忘。且见靳辅疏理河道及修筑上河一带堤岸，于河工似有成效，实心任事，克著勤劳。前革职属过，可照原品致任官例，复其从前衔级 。”这事反映了康熙帝求实精神和对靳辅治河才能的肯定。
康熙帝于三十六年（１６９７）五月胜利结束征讨噶尔丹的战争，返回北京。他又把治河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当时河工中最棘手的问题是上河、下河的关系。康熙帝研究靳辅的治河经验，并总结自己多年的治河实践，形成新的认识 ：“上河既理，则下流自治”，宜集中主要精力治理上河。上河的关键是解决黄水倒灌问题。“今淮水势弱，不能制黄， 全注运河，黄水又复灌入 ”，运河无法容纳淮黄两河之水，势必大量排入下河地区。这是淮、扬水灾的根源。解决的办法只有提高洪泽湖水位，降低黄河水位，使集中于洪泽湖的淮水“三分入运，七分归黄，运道始安”。 康熙康熙传 １１０形成新的治河思想向于成龙以及大学士谈过之后，又于三十八年（１６９９）二月至五月初第三次南巡过程中做了具体部署。
第一项措施是“深浚河底”。 康熙帝总结黄河具有两大缺点 ：“底高、湾多，以致各处受险 。”他对随从诸臣说 ：“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治河）诸臣并无言及此者。诚能深浚河底，则洪泽湖水直达黄河，七州县无泛滥之患，民间田产自然涸出。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终无益也 。”
如何才能深浚河底？康熙帝详细寻访得知，“ 河直则溜自急，溜急则沙自刷而河自深”。 因而建议“宜于清口西，数曲湾处试行浚直。如直浚有益，渐将上流曲处，岁加直浚……”。
第二条措施是修改清口。康熙帝发现，除黄淮水位高低不等之外，二河交汇之口过于径直，也是引起黄水倒灌的原因之一。因而主张 ：“宜将黄河南岸近淮之堤，更向东长二三里，筑令坚固，淮水近河之堤亦向东湾曲拓筑，使之斜行会流，则黄河之水不至倒灌入淮 。”
第三项措施是拆毁拦黄坝。
第四项措施是引水归江。
康熙不仅吸收靳辅的治河思想与经验，而且有所补充和发展。靳辅重视筑堤束水攻沙，康熙在此基础康熙传 １１１上采用了浚直河道急溜刷沙法。靳辅“但顾上河，不顾下河 ”，为了护堤保运，大量利用减水坝，以致下河七州县人民经常被淹；康熙是既顾上河，又顾下河，尽量少用减水坝或将其改成滚水坝，千方百计减轻和防止下河灾情。至于改修清口，“导河稍北 ”， 也是康熙的创举。
康熙的这些好措施，于成龙因病加重未能认真落实。三十九年（１７００）三月，于龙成病故，康熙将江南江西总督张鹏翮调任河道总督，从此河工进入一个新阶段。
张鹏翮遵照皇帝的谕旨，上任后首先视察黄河入海口。他刚过云梯关，即看到“栏黄坝巍然如山，中间一线，涓涓细流 ”，心想 ：“下流不畅，无怪乎上流之溃决也 ”，皇帝命拆除拦黄坝确实有道理。即于四月二十一日动工，将栏黄坝尽行拆去，“挑挖深通，悉与黄河八十三丈之水面相符；亟堵马家港（引河），使水势不致旁泄，尽由正河而行”。 至五月初九完工开放，水势畅流，冲刷淤沙，旬日之间，深至三丈，变及百丈有余，“滔滔入海， 沛然莫御”。 康熙批准张鹏翮奏请，赐名“大通口 ”，并高兴地告诉大学士等 ：“观此，则河工大可望也 。”这项工程有利于后世。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南巡盛典》的作者称赞说 ：“自从海口深通，迄今安澜永庆 。”
康熙传 １１２
随后，张鹏翮按皇帝指授的方略，对其他工程相继兴工。在康熙的主持和支持下，到四十年（１７０１）十二月，各工程先后完成。 张鹏翮上疏告捷 ：“治河事宜，蒙皇上指授，疏通海口，水有归路，黄河刷深；坚筑高家堰，广辟清口，乃得引淮畅流；…… 。”
康熙多年的理想得以实现，心中十分高兴。十月初十，他总结治河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皇帝重视，将治河当成“国家大事 ”，亲自调查研究，分出轻重缓急，心中有数，并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条是选任称职的总河。“于成龙不遵朕旨， 致无成功 ”，“张鹏翮遵奉朕言，……一一告竣 ”。“曩时黄水泛涨，或与岸平，或漫溢四出；今黄河深通，河岸距水面丈余，纵遇大涨亦可无虞矣”。因此，命吏、工二部议叙河官，加总河张鹏翮太子太保。
由于康熙的积极治理河道，在他当政的六十余年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为以后雍正、乾隆两代的兴修水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康熙传 １１３
第九章 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经济发展，财政好转，乃至治国安邦，均离不开农业。自古以来，圣明君主无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康熙熟谙历史与国情，在《农桑论》、《重农桑》等文中，精辟概括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衣来自农桑的道理。他说 ：“农者所以食也，桑者所以衣也，农事伤则饥之原，女红（同工）废则寒之原 。”因此，国家不能不关心民生， 不能不重视农业，“前史民乱，率起于饥 ”，历史的经验不容忽视，何况“国家赋税皆出于农”。所以康熙特别重视农业。
康熙从少年时代就喜欢看人种庄稼，而且自己也把各种种籽种到地里，以观察收获的多少。他的这种兴趣一直坚持到老。康熙六十多岁时写过一篇《刈麦记》，其中说：“在收获的时节，看到苍颜老农欢庆秋收，黄口孺子不再愁饿肚子，这才是我真正的快乐！”为了使人们穿衣不忘织女之寒，吃饭不忘农夫之苦，他命人画了一册《耕织图》， 每幅图旁边都由他题诗一首，然后刻板印刷，广为流传。
康熙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是从治国安邦、富国强兵的需要出发的。明末清初，中国大地经历了数十年康熙传 １１４的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康熙登极之年，即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 全国耕地总面积在５７０至５８０万顷左右，比明朝万历年间少１５０至２００万顷。康熙从他父亲手中接收的是一座空虚的国库，不仅无积蓄，而且每年入不敷出，缺饷４００万两。他虽有“惟愿天下易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的美好愿望，但也暂时无法实现，为了巩固一统江山，镇压分裂割据势力，不得不继续增加人民的赋役负担。
后来，康熙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发展农业生产。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他亲自部署边疆屯田。他于二十五年（１６８６）三月，命副都统马喇赴黑龙江督理农务，对他说 ：“农事关系兵饷，须积贮充足。其在驿递人夫亦令合力播种屯田。尔等前往，务期农政修举，收获饶裕，年胜一年 。”三十一年（１６９２）二月，他命都统瓦代等往达尔鄂莫等地耕种。针对边外气温低的特点，他指示要及时广播麦种，深耕田垄，勤谨耘耨，耘时莫将土压住草根，以免其重新发芽；耕种太稠密，禾苗虽可观，但收获少，稀疏耕种，反而得好收成。三十二年（１６９３）二月，他命内大臣公坡尔盆等去归化（今呼和浩特）等地督耕，因为该地风寒，特别叮嘱：田垄要高；一般作物不收，种早熟的麦与油麦、大麦、糜黍有益；可问当地人宜种康熙传 １１５何谷。还说 ：“朕曾问老农，皆云：将雪拌种可以耐旱。尔等试为之 。”当他得知该地缺乏耕牛、农具，立即指示：所用耕牛在御厂内取用，耒耜等项铁器著支用库银制造，从驿站运送。
康熙帝想方设法鼓励百姓垦荒。康熙即位后，许多官员先后上疏，强调国家生财之道以垦荒为要；并总结经验，提出改进办法。河南道御史刘源（氵睿）认为，产权不稳和起科太急是影响垦荒事业发展的两大障碍。过去无人承种的荒地被开垦耕熟之后，往往有人来认领，引起诉讼，结果开垦的人劳而无功。过去对新开垦的地，开种就要起科，承担杂项税收，所以百姓对开荒没有积极性。 康熙帝批准采纳了刘源（氵睿）的建议，明确了开荒的产权，延长起科年限。
康熙帝还决定永远革除“废藩名色 ”，改变废藩田产的所有权，归耕种者所有。这种改入民户的废藩田产叫“更名田”。 承认这部分土地归垦种者所有，有利于鼓励人们垦荒，对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一大促进。
有些地主将土地撂荒，一旦农民将它们开垦起来，地主便以产权所有前来索要，或干脆不许农民开垦。针对这种情况，康熙帝明文规定 ：“凡地土有数年无人耕种完粮者，即系抛荒，以后如已经垦熟，不许原主复问”。 使这部分开荒者也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康熙传 １１６获得土地，其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关于起科年限，康熙十年（１６７１）决定放宽至四年起科。第二年又决定，宽延到六年起科。到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十一月，康熙考虑到：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 ”，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又决定 ：“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 因为“三藩”叛乱，筹饷紧迫，十年起科的规定未能认真执行。平叛期间，基本是三年起科。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平定湖南，康熙重新规定：“开垦荒田， 仍准六年起科。”随着国家经济状况的日见好转， 已开垦而未升科的土地越来越多。 康熙对此了如指掌，但他态度很明确 ：“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 ，”让民间分享一些垦荒的实惠。
康熙朝对土地从未进行大规模丈量，所谓清查也不严格，全靠自报。如果业主隐瞒土地，后来自首，只从自首之年起科。康熙总的精神是放宽对新垦土地的起科年限，从而调动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康熙年间，垦荒积极、踏实，加以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因此收效较大。据《清会典》记载，全国民田总数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为５４９万顷，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增至６０８万顷，雍正二年（１７２４）达到６８３万顷，这里还不包括将近４０万顷的军漕屯田、１７万顷的内务府官庄和八旗庄田，康熙传 １１７以及各省的“在官地亩”、“ 学田”等。 从康熙朝中期起，不少人在山区荒岛从事开垦，更有大批农民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到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开垦荒地。因此，康熙后期，全国田地总数实际已达到甚至超过明代万历初年的水平。耕地面积迅速增加，流移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使破残的小农经济结构得到恢复。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康熙帝于西苑（今中南海）新建丰泽园，辟稻畦数亩，植桑树十余株，一有空闲，“于此劝课农桑，或亲御耒耜 ”，进行实验。一年六月下旬，水稻刚出穗，康熙“忽见一棵高出众稻之上，实已坚好 ”，便将其收藏，留作种子。第二年试种，看它是否还早熟。果然又是六月成熟，较一般水稻早两三个月。 “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 ”，终于用“一穗传”育种方法， 培育出早熟新稻种。“以其自生苑田，故名御稻米”。 御稻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 由于生长期短，适于北方，南方可一年两熟。种植成功后，不仅宫廷内食用皆此米，而且推而广之。康熙于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决定向大江南北推广，欲发展双季稻。他首先把一石御稻种发给苏州织造李煦、江宁织造曹頫，令他们试种双季连作，渴望“一岁两种， 则亩有倍石之收”。但李煦和曹頫初次试种御稻双季连作，因下种太晚，没有取康熙传 １１８得成功。第二季结实甚少，或根本未能成熟。康熙不灰心。翌年，他派专人去苏州指导，提早于三月插秧，结果获得成功。第一季亩产与其他稻种相当，第二季亩收二石一二斗至二石七八斗，亩产量大幅度提高。康熙打破了南方水稻双季以糯和粳连作的传统，实现了同种粳稻双季连作。御稻种深受欢迎，两年以后传播到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
康熙还摸索了在北方大面积种植水稻的经验。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康熙在承德建避暑山庄， 把御稻种移去，在庄内设大片水田，所收稻米“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余”。 四十五年春（１７０６）， 直隶巡抚赵弘懈、天津总兵官蓝理再次奏请，并提出具体方案，康熙令蓝理先在天津试种水田，并对直隶开河引水诸事提出了具体意见。蓝理在天津开水田１５０顷，民称“蓝田”。此后， 在北京西郊玉泉山种植水稻成功，后逐步推行， 成为有名的“京西稻”。北方试种水稻成功并大面积推广于长城内外，此为康熙朝农业的创举。
害虫是农作物的大敌。康熙帝为防治虫灾，查阅文献，学习古人治蝗虫的办法，出巡时观察蝗蝻滋生情况，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反对不扑打，听其自去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依靠人力战胜虫灾。因此，令地方各级官员要防患于未然，消灭幼虫，冬天康熙传 １１９预掘蝗种，冬春之交及早耕耨田亩，用土压住蝗种，主张“去恶务绝其本”； 一旦蝗虫出现，立即令地方官组织百姓扑打，直到消灭为止。康熙的重农思想和采取的有力措施，对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康熙帝还努力改进地丁银征收办法，尽一切可能地使赋役平均，以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生活，发展生产。
过去人民负担过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索取太多；二是贪官污吏舞弊营私。对于前者，康熙主要以蠲免钱粮的方式来解决；后者，除澄清吏治外，还通过改进地丁银征收办法来均平赋役负担，防止不法官吏舞弊。
由于清代土地、人丁数字极为混乱，不便用降低每亩、每丁单位税额的办法来减轻赋役剥削，于是，蠲免钱粮成为康熙帝推行轻徭薄赋政策的主要措施。据记载，康熙在位６１年，先后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税粮、丁银、逋赋达５４５次。这些蠲免措施大致可分为灾荒蠲免、逋欠蠲免及大规模普遍蠲免三类。灾蠲是清朝赈灾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凡地方遭遇风、火、水、旱、虫、雹、霜、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除赈济外，还根据受灾程度分等蠲免田赋。顺治年间一般受灾“八分至十分者，免十之三；五分至七分者，免十之二； 四分者，免十之一”。康熙年间进一步放康熙传 １２０宽。康熙四年（１６６５）三月，朝廷为防止地方官报灾迟误，或者先征后蠲，使蠲免有名无实，因而决定 ：“以后被灾州县，将本年钱粮，先暂行停征十分之三， 候题明分数照例蠲免，庶小民得沾实惠”。这说明最低蠲免分数是十分之三，遇到重灾则全部蠲免。
蠲免逋欠是蠲免多年积欠的赋税。大规模普遍蠲免是在平定“三藩”之后着手进行的，其时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刚刚好转，康熙帝便立即想到大规模普免钱粮。
康熙帝的蠲免政策得到普遍的赞美，但是他清楚地知道，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其中丁银一项矛盾就很突出。到五十一年（１７１２）二月二十九日，康熙帝采取果断措施，宣布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制度，这样把全国丁银总额基本固定，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得随意增加，使广大农民负担相对稳定，减少逃亡，有利于生产。
康熙帝是体察民情的皇帝，他对灾荒向来重视，把救灾视为“养民”之举。他牢记明朝末年官员匿灾不救，以致农民饥饿而造反的历史教训。他要求及时报告灾情，最痛恨地方官员匿灾不报，认为“自古弊端，匿灾为甚”。 因此规定，凡报灾迟延者都要受到处罚。康熙三年，山西省太原、大同二府所属的五十州县等发生严重旱灾，督抚隐瞒灾情不报，照常迫逼。康熙传 １２１如数征收钱粮，直到三十城居民“饥馑至极 ”，再也无法隐饰，才于四年二月奏请蠲免钱粮。康熙帝十分气愤，除派人采取紧急措施，用地方存贮的一切钱粮米谷赈济外，令吏部将该督抚“议处具奏”。 此后因为隐瞒灾情不报而受罚的督抚屡见不鲜，甚至有的因此降五级调用。
每当发生灾荒，康熙帝都想方设法赈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陕西西安、凤翔等地旱灾，地方官员未呈报，救不及时，致使大批灾民流离他乡。康熙深感忧虑，决定“大沛恩施 ”，蠲免其三十一年分额应征银米，并从山西拨银２０万两，派人前去赈济。接着，他又决定调拨宁夏仓粮１５万石、襄阳仓粮１０万石，送到潼关；从山西再拨银１０万两，接济陕西军需民食。 流落四方的饥民，均就地赈济，“令各得所 ”，然后将赈济过的流民人口数目造册题报。对于在这次灾荒中隐瞒灾情、防救不力的官员尽行革职。次年四月，康熙为吸引流民回原籍，再次下令动支户部库银１００万两，送到陕西供应军需和赈济饥民。如此大力赈济，情况还未根本好转，康熙帝倍感焦虑，决定停止元旦筵宴，以表轸念陕西灾民至意。三十二年（１６９３）正月，应四川、陕西总督佛伦之请，将西安、凤翔二府额销盐引“暂减一半”。
康熙朝的战费等负担极其沉重，而赈灾和蠲免钱康熙传 １２２粮又是大规模、一贯的。其之所以能够这样，主要是因为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国库逐渐丰足。其次还由于康熙帝对财政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开源与节流相辅相成，开源为主，但节流也不可忽视。康熙不惜花钱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宁肯减少财政收入而大量蠲免钱粮。其经费用于事业如此慷慨，但在纯消费开支方面则提倡节俭，不尚浮华。康熙一生亲自过问财政，凡是管理不善之处，立即谕令改进。康熙帝对宫中用费三令五申注意节俭。出巡时，不许为之修路；不得擅建行宫，滥建者令拆毁；不用华贵的车船；不许随从人员借机苛敛百姓；反对讲排场隆重迎送；不许官吏互赠礼品。中、后期，康熙功德昭著，上下大小官员多次要求上尊号，举行皇帝御极六十年庆贺大典，康熙一概断然拒绝。他首先考虑到这种活动将带来巨大浪费，而且他毫无兴趣，“素性不喜行庆贺礼”；登极六十年， 仍惦念着西藏问题 ：“西陲用兵”事尚未竣，直隶、山东、河南、山西、 陕西遇灾，“ 民多饥馁 ”，“正当君臣忧勤求治之时，何喜之有？”他对以个人享受为中心内容、劳民伤财的大兴土木之举不感兴趣。八年，康熙只有十六岁，太皇太后以乾清宫交泰殿栋梁朽坏，提出拆掉重建，作康熙宫。康熙不敢违背祖母之意，但指示工部，不求华丽，只重质朴坚固。中后期，受蠲免、康熙传 １２３赈济恩惠之地官民申请为他建亭立碑，他一概不准。
关于康熙个人的日常生活，比起他能支配的财富，比起其他帝王的豪华，他是极简朴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白晋于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到北京，曾为康熙讲授天文历法及医学、化学、药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出入宫廷，对康熙的生活了解较多而且比较细。他回国后给国王路易十四上一奏折，其中介绍了康熙的生活用度 ：“……康熙皇帝本人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皇帝这样闻名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皇帝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在饮食上从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浪费的情况……我们觉得这是因为康熙皇帝确信一个帝王的伟大不在于有华丽的外表，而在于有高尚的品德 。”
康熙最尊崇古人所云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常思此言而不敢过也”。奉得此言便不能不尚俭、爱民。
我们必须肯定和赞扬的是，康熙帝扭转了农业生产凋敝、国库亏空、财政困难、民生贫苦的状况，恢复和扩大了农业生产，调整了社会负担和分配关系，使社会进入发展的轨道，功绩卓越，意义重大。首先，其各项措施都有利于把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恢复和康熙传 １２４扩大农业生产；从发展生产入手解决财政问题，增加了社会财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其次，在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国库丰盈，国用富饶，在不断大量蠲免钱粮的情况下，到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以后，户部存银达到了５０００万两。另外，通过改革赋役制度、赈灾等措施，调整了各阶级的关系，人民负担相对减轻，既照顾了地主阶级利益，巩固了清王朝统治的阶级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缓和。在此过程中，康熙所表现出的“养民”原则和改革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康熙传 １２５
第十章 博学多才的明君
康熙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尊孔崇儒，即帝位后，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他经常和大臣们研讨理学，使满朝文武官员都笃信其说。康熙帝一生励精图治，不断求索、实践，不满足于固守旧业，力争开创新篇，有所前进。因此，他虽然一生推崇和提倡程朱理学，却对理学与当时的理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与理学有所不同的思想，这就是他的从实际出发，身体力行，讲求实效的求实思想，即所谓 ：“君临天下之道，惟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 。”他的求实思想既体现在认识论方面，也体现在政治思想方面。
关于认识的来源，康熙反对生而知之、皇帝才智天授之说，比较重视实践的作用。历来人们视皇帝为真龙天子，不同于凡人，是生而知之的天才。当有人恭维他的知识和才能是“由天授，非人力所及 ”，他不以为是，反驳说 ：“尔等试想，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务学必以敬慎为本，朕之学业皆从敬慎中得来，何得谓天授，非人才也？”他坚信人的知识和才能并非生来就有，而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才能得到。他“生性好问 ”，不仅康熙传 １２６向著名学者询问，还经常求教于普通群众，其中包括侍卫、宦官、保姆及年长者。
关于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一再批评汉官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 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 。”为什么言行不符？康熙认为这都是私心作怪，故主张以公心、私心为标准鉴别理学之真伪。
关于天与人的关系，康熙并不否定“ 天 ”、“天命”、“天理 ”，也没摆脱迷信，但在他的思想与政治活动中，又常把“天”、“天意”、“天理”寓于人事之中，用比较科学的道理解释事物，从而更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与其他帝王相比，康熙对自己的认识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他不愿接受过分的颂扬，五十六年（１７１７），他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 。”他常自我反省，并公开自责。四十三年（１７０４）他回顾四十余年孜孜求治，仍有许多事未做好。他自责说 ：“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 。”康熙见内阁所拟谕旨，有“海宇升平”等语，认为言过康熙传 １２７其实，指出 ：“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 。”凡见奏章内有“ 德迈二帝，功过三王 ”、“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就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说 ：“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 。”
自二十年冬至六十一年去世，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庆之日，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达赖剌嘛等，纷纷请上尊号，初步统计达十余次。康熙一概拒绝，反复说 ：“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此虚名也 。”康熙拒绝上尊号，始终一贯，直至晚年，表明他的明智和求实精神。
康熙一生遵奉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哲学思想主流是唯心主义的。但由于他一生直接掌管朝政，勤谨治国，置身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社会活动实践中，以实心求实政，探索进取，因而思想中也具有以求实思想为特征的唯物主义因素。
康熙当政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不得不先后进行平定“三藩”、 收复台湾、抗击沙俄、征讨噶尔丹，以及进兵西藏等一系列战争。康熙是这些战争康熙传 １２８的最高决策者、 组织者和指挥者，“惟军旅之事，皆出自一心筹划”，在这些战争中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
战争并非康熙的嗜好，乃不得已而为之。“ 譬之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 。”康熙的本意但愿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不过，既然战争强加在他的头上，也不能屈服。“ 欲安民生，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师旅”。 用兵是为了息兵，作战是为了去战。这是康熙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
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什么？他说：“仁者无敌，此是王道，与其用权谋诈伪无稽之言，不若行王道，则不战而敌兵自败矣。王道二字，即是极妙兵法 。”可以看出他很注意人心向背，努力争取民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在战争问题上有所反映。
康熙很重视器械坚利和整齐，积极组织武器的制造和改进。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忽略人心向背。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八月，监察御史拉塞上奏：天下已定，除陕西近边及沿海地区外，在其他省应禁止火器，不许存留。康熙不以为然，他说 ：“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 ”，不在火器。吴三桂火器之多无所及者，但“因其所行悖逆，即致灭亡，观此，则火器之不足恃可知矣 ”，故没有采纳拉塞的建议。康熙在位六十康熙传 １２９余年，没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说明在不同程度上争得了民心，缓和了矛盾。他概括说 ：“以力为卫者一夫之雄也，以险为卫者一国之守也，以德为卫者天下之所以善建而不拔也 。”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 从事战争的基本力量是军队。康熙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方针。他紧紧抓住以严肃军纪为中心的军队整建工作。
康熙于每次出师之前，都要求统兵将领申明军纪，严加约束，到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十二月，又“规酌旧制，参以新谟 ”，制定了系统、完备的军令。这项军令共十七条。他令兵部将此军令刊布颁行，对统兵大臣以军令为准进行升赏和处罚。十七项军令内容比较全面， 而其中心在不扰民。 康熙从实践中看到“凡行兵若无纪律，断不能成事”，“不扰民者皆克成功，凡扰民之兵，无一成功者”。
康熙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相机而行。平定“三藩”之战，原拟在湖南战场进行正面突破，但历时一年多，进展缓慢，各地形势又发生新变化，逐渐改为先剪除东西两翼，继而突破中路的方针，获得成功。
康熙帝酷爱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留意典籍，编定群书。 在位期间， 除派人编修 《实录》、《圣训》、康熙传 １３０《会典》、《一统志》及赋役、漕运、盐法等书之外，还组织文人、学者编纂经、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不下数十种。他对每部书都给予认真、具体的指导，从编辑体例、指导思想、资料来源等方面，都作周密的考虑，甚至亲自动手，整理调查结果，批注读书心得。
康熙帝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重视经书，尤其重视历史。 因此《四书》 尚未学完，便主动提议将《通鉴》参讲。康熙帝把修《明史》视为清朝不可推卸的责任，给予特殊重视，所定标准很高，要求也极严格。纂修《明史》工作在康熙朝取得了重要成绩。康熙在长期修史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史思想：第一，主张据实直书，反对空言文饰。第二，主张秉公论断，反对讥贬前朝。第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后世。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看到自然科学和农业、军事、治河、防治天灾及人体健康等有着密切关系，便对相关学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康熙帝通过处理新旧历之争，深感作为一国之君，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通晓，才能取得发言权。为了弄清楚新旧历法的孰是孰非，康熙最初向南怀仁、安多学习天文仪器的用法及算学知识，后来又向法国教士张诚和白晋学习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几何学。康熙不仅向洋人学习，还细心访求“隐居”乡里的专家、学者。康熙传 １３１四十二年，皇帝第四次南巡至德州，听说安徽宣城贡生梅文鼎对历算之学深有研究，便向大学士李光地索取梅先生著作。康熙学习天文、历算及几何知识等，掌握了采用经纬度的精确测绘技术，便购置仪器，利用行巡、出兵之便，实地测量，为绘制新地图积累素材，摸索经验。
康熙帝的科技兴趣和科学实验活动极为广泛。除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之外，他对医学、生物学、解剖学、农艺学、工程技术等均有涉猎或研究，并精通多种民族语言。我们从《康熙畿暇格物编》中可以看到，康熙对树木、药材、物产资源、山野动物、江河鱼类、风云雷电、潮汐、地震等，都留心探究。他注意到黑龙江西部察哈延山喷焰吐火，气息如煤的奇特现象；根据瀚海的螺蚌甲，推知远古的蒙古戈壁是泽国。他对我国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谷子，对新疆的西瓜、葡萄，对农业与水利的关系，农作物生长与南北土性、节气的关系，及蝗虫滋生规律等，都有一些研究。康熙对科学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在古代帝王中实为罕见。
康熙皇帝还十分注意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限制。康熙年间的西方文化包括宗教、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等，通过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这些文化的内容非常庞杂，有科学的理论、技术，也有荒诞、唯心的康熙传 １３２殖民主义学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也是复杂的，他们从事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人耳目一新，做过有益的工作，但也暗中窃取情报以帮助大清帝国的敌人。
如何对待来自西方的文化和这些传教士，在明末清初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全盘肯定，盲目崇拜；也有人一概否定、顽固排外。康熙即位时，全国天主教徒已达２０万人，比明末增加５万多，当时正是西学传入、崇外派与排外派激烈较量的时候，这位年轻的皇帝经过审慎的研究和抉择，对外来文化采取了既不盲目排斥、也不盲目崇拜的态度，而是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摈弃其谬论。利用传教士的技艺，诚恳支持传教士从事有益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学术交流，限制他们的传教活动。
康熙首先正确处理了以杨光先为首的排外派与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围绕着天文历法。汤若望等人以地圆说为理论指导，采用了中国赤道坐标，放弃了欧洲使用的落后的黄道坐标，使用望远镜观测天象，并运用近代数学、几何学、力学等科学知识实际运算，因而其理论、方法先进，推算比较精确。杨光先等使用赤道坐标是正确的，但坚持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理论上是落后的，又缺乏近代数学、几何学等知识，推算误差康熙传 １３３较多，他们不肯取西方天文历法之长补己之短，固步自封，盲目排外。除天文历法外，还有宇宙观上天与上帝之争，关于中国人类与文化起源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和斗争很复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顺治时期，清政府任用汤若望主持钦天监，钦天监官员大部分是天主教徒。清政府对他们之间的斗争及杨光先的上书均不予理睬。四大臣辅政时期，杨光先向汤若望等发起猛烈进攻，并得到了辅政大臣的支持。南怀仁等被捕入狱，汤若望被革职。顽固守旧的辅臣支持杨光先废新历法，复用旧历法，混淆政治与学术问题，因政治问题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抛弃了，以行政命令处理科学技术问题。但是科学技术不因行政命令而获得解决，旧历法的错误依然存在。康熙亲政时，面对这一复杂的矛盾与斗争，首先虚心学习，通过辩论和实际测验明辨了是非，为新旧历法之争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之后，他毅然决定复用新历法，并不顾旧势力的阻挠，任用南怀仁主持钦天监的工作，并为已死的汤若望等平反昭雪。康熙对这一事件的处理，最成功之处在于，从千头万绪之中把学术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他明知双方的争论都混杂着政治内容，又有辅臣鳌拜参与其中，但他对西方传教士用其科学技术之长，不因其是外国人及其在政治方面有不利于中国的言行而一概否定和弃之不用；也不因急用其科康熙传 １３４技之长而在政治上作无原则的让步。
康熙非常注意招聘西方各种专门人才来中国工作，任用南怀仁之后，又根据南怀仁推荐，先后聘用居住澳门的葡萄牙人闵明我、徐日升，比利时人安多等到钦天监和皇宫任职。南怀仁于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正月去世，不久，经南怀仁在世时倡导而决定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刘应、洪约翰等来京，三十六年（１６８７）， 康熙又命白晋为“钦差”回欧洲招聘科技人员。后来有不少西方人来华。这些来华人员受到康熙的任用和优厚待遇。
康熙任用西方传教士，旨在吸收西学之长，发展中国的文化科技事业。如：令南怀仁主持天文历法工作并制造兵器；令白晋训练、组织中国测绘人员；命徐日升等参与编辑大型天文、历法、乐理丛书。来华工作的西方教士，或任钦天监官员，或在内阁担任翻译，或在内府充当医生、画师，或为皇上、皇子讲授天文、地理、数学、音乐、人体解剖、拉丁文等方面的知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文化的书籍，同时把中国文史哲等方面的著作如《诗经》、《通鉴纲目》、 《烈女传》等传回他们自己的国家，因而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西方传教士为传播西洋天主教来到中国，对这一点康熙很清楚，但他要吸收的西方文化却不包括宗教。康熙传 １３５他对臣民说， 天主教与中国教化“原不相容 ”，“唯西教士能通晓科学， 故国家起用彼等”。总之，康熙排除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封建传统观念的干扰，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他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外；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的同时，对西方荒诞不经的哲学和宗教理论弃而不取，不失为高明的决策。康熙传 １３６
第十一章 晚年的欣慰与烦恼
康熙８岁即位，到６９岁驾崩，在位６１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对此作过调查，说自秦始皇元年以后，称皇而有年号者共２１１人，“在位久者，朕为之首 。”他为此感到无比欣慰。康熙之后，清代诸帝在位时间也没有超过康熙的。雍正在位１３年，乾隆在位６０年，嘉庆在位２５年，道光在位３０年，咸丰在位１１年，同治在位１３年，光绪在位３４年，宣统在位３年。其中乾隆本可与康熙媲美，只因他不肯同皇祖相比，在位６０年便传位嗣子，自己当了太上皇。这样，康熙与以后诸帝比，也是在位最久的。
皇帝在位时间长短，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主要是御极早晚、政局如何、寿命长短。顺治帝早逝，康熙以８岁少年当皇帝，虽然前几年没有能力掌握政权，但亲理朝政是很早的，只有１４岁，属于政治上早熟。当时客观急需，促使他少年老成，及早过问国事。康熙御极早，虽由乃父所定，但也是他本人有才能，有谋略，能够胜任。
康熙当政期间，虽然也出现过外来侵扰、内部阴谋叛乱和储位之争，但未酿成重大祸乱，没有大规模康熙传 １３７的农民起义，没有宫廷政变，没有造成国家危机的外患，政局基本稳定。大清帝国的强大，与康熙的治理密不可分。康熙的作为，使他在全国赢得了崇高的威信。他“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
人生七十古来稀。康熙在人们准备为他庆祝七十大寿的时候去世，已登古稀之年。古代皇帝长寿者少，短命者多，康熙属于长寿者。他与一般帝王不同，从不追求长生不老，也不幻想返老还童。他幼年时期身体不算太好，吐过血。但他一生不消极保养，而是以积极态度从事骑射、狩猎和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增强体质，锻炼“勇果无敌”的精神。他认为“恒劳而知逸 ”，如果长期安逸，遇劳就经受不住。他一生读书、治理朝政向来不辞辛劳，并于日理万机之余暇心神宁静地潜修技艺，其兴趣、嗜好高雅不俗，生活上节饮食、慎起居，“不喜厚味 ”，喜“粗食软蔬 ”， 所好之物不多食；不尚豪华，爱简洁。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习惯，使他避免了糜乱生活之害，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并健康长寿。他在迎接古稀之年作诗一首：
淡泊生津液，清虚乐有余。
鬓霜惭薄德，神惫恐高誉。
苦好山林趣，深耽性道书。
康熙传 １３８
山翁多耄耋，粗食并园蔬。
康熙当时是就饮食一事书怀，其心境极为平和，但诗中涵义很深，既讲养身之道，又将养心、养性融合其中。
康熙很欣赏自己的健康与长寿，说：五十七岁“方有白须数茎 ”，有人向他进乌须方，康熙笑而辞之。几十年间他继承祖业，治理国家，不曾虚度时光，直到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也没有停止操劳和思虑，所以他的一生丰富而又充实。
康熙的妻子从清东陵陵寝安葬者统计，共有４位皇后，另加妃、嫔、贵人、答应、常在等，总共是５５人。
多妻必多子。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有子、孙、曾孙１５０余人。多妻多子孙是康熙家庭的一大特点。人们观念中子孙多是一大幸福，平民百姓如此，帝王将相更是如此。其实不然。如果说贫苦劳动人民家庭成员之间同甘共苦，无所争夺，能共享天伦之乐，皇帝则很难有这种幸福，争夺皇位就是一大不幸。这也就成为康熙帝后来最烦恼的事。
康熙共生子３５人，其中早殇不序齿者１１人，序齿者２４人。皇长子允褆，由于年龄居长，替父作事最多，因为争储位，欲谋害太子，被康熙革王爵，监禁。皇二子允礽，是孝诚仁皇后所生，为嫡长子，康熙传 １３９在他还是一岁多的婴儿时，就被立为太子，但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被废，四十八年三月复立，五十一年十月再废，受禁锢。
皇三子允祉，博学多才，为父亲学术上的得力助手。皇四子胤禛，孝恭仁皇后生，二十岁被封为贝勒，三十一岁晋雍亲王。康熙驾崩后继位，为雍正帝。皇五子允祺；皇六子允祚，五岁夭折；皇七子允 ；皇八子允禩……
康熙帝这些孩子能文能武，多为奇英之才。康熙对皇子教育从幼年抓起，慎选老师，并亲自教诲督促，严格要求。教育内容很全面，经、史、文、算术、几何、天文、骑马、射箭、游泳等，使用各种火器，还兼学书画音乐，尤其注重教以治道，使皇子们对“上下千古成败理乱，已了然于胸中”。 康熙寄希望于子孙，要把他们培养成自己事业的优秀继承人。为了同一目的，皇子长到几岁或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开始跟随乃父外出巡视、谒陵，增长见识，了解各地风情和民间疾苦。尤其亲征噶尔丹之役，康熙命令１９岁的皇长子任副将军，率师随裕亲王出征，是皇子领兵之始。三十五年康熙亲征时，命太子坐镇京师代理朝政，皇三子、四子、五子、七子等随父皇出征，参与军事议论，接受锻炼，称得上是一次诸子接替朝廷大业的演习。康熙无意恋栈，渴望儿孙们成长起来，肩负起康熙传 １４０统治清朝的重任。
康熙以前，按清朝旧制，皇帝生前不立皇太子。这是由八旗制度下的八旗旗主联合议政制度决定的。八旗制度是后金和清初的国体。在中央，八旗旗主拥有较大的权势。旗主们联合议政的形式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它是国家权力最高机关。由于努尔哈赤缔造八旗，德高望重，辈分高，得到子、侄一致拥戴，稳居汗位。此外，所有旗主都是兄弟，权势均等，谁的权势高过众人，违背“共议”和“均分”原则，就要遭到反对。
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不能预立太子，只有皇帝死后，由八旗旗主共同推举新君。康熙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生前两次试图立太子，均遭失败。努尔哈赤死后，四贝勒皇太极因独掌两白旗（后改两黄旗）， 在帝位争夺中获得胜利，被立为汗（１６３６年称帝）。 皇太极死后，其弟多尔衮有条件继立，但两黄旗大臣坚持新帝必须由太宗皇太极诸子中选择，最后达成了妥协，拥立太宗的幼子福临为帝，皇叔多尔衮摄政。到了顺治朝，由诸王、大臣会议立新帝的制度开始发生变化，因为顺治帝福临生前已掌握了上三旗，在八旗中居绝对优势，所以临终时以遗诏指定三子玄烨为太子，即帝位。
康熙第一次完全打破清朝皇嗣制度，预立储君。康熙传 １４１因为这时皇帝的权力进一步加强，在皇帝看来，中国就是他的家天下，为了保持皇帝家族的统治千秋万代，就要在自己的儿子中选择和培养他能够完全信任的继承人。
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十二月十三日，只有二十二岁的年青皇帝亲御太和殿，按照汉族立嫡立长的原则，册立方满周岁的皇二子、嫡长子允礽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同时，设立了为太子服务的詹事府衙门，配备官员。
康熙特别关心皇太子的成长，比对众皇子的教育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太子幼小的时候，康熙就开始亲自为他“讲授四书五经”。 太子６岁拜师入学，教师经过慎选，康熙令负责太子教育的人如实报告太子各方面的情况。太子稍长，康熙向他传授治国之道，并带他外出视察。皇太子天资聪颖，学业进步很快，８岁能左右开弓，背诵四书。据历史记载，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从上行幸”。 而且身体健壮，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康熙非常喜爱。太子２０岁刚过，就能代父皇处理朝政。三十五年康熙亲征噶尔丹，次年引兵宁夏，都是由太子在家代理朝政的。
与此同时，由立太子而产生的皇帝与太子间、太子与皇子之间、皇帝与皇子之间的矛盾一天天尖锐起来。
康熙传 １４２
立太子之后的十几年，皇储之间相安无事，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以太子不孝，皇帝略有不满，开始出现裂痕。二十九年七月，乌兰布通之战前夕，康熙出塞，途中生病，令皇太子与皇三子驰驿前迎。允礽到行宫给皇父请安，看到圣体未宁，天颜清减，竟“略无忧戚之意，见于词色”。 这当然使乃父“心甚不怿 ”，认为这位太子“绝无忠爱君父之念 ”，令其先回京师。后来，康熙发现皇太子暴戾不仁，更难容忍。康熙一生主张宽和仁慈，太子则任意殴打诸王、贝勒、大臣、官员。康熙一生注意节俭、不扰民，而太子及其属下人任意勒索地方官员。这些不孝不仁，都是康熙所反对的。另外，皇子之间的党争也促使皇帝与太子之间矛盾激化。立太子之后，朝中就出现了拥护太子与反太子的势力。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是太子的生母——诚孝仁皇后的叔父、太子的外祖父。允礽出生当天，诚孝仁皇后去世，索额图作为外祖父对允礽格外疼爱和关怀。允礽立为太子，索额图当然支持，成为太子党的首脑人物。皇子长大成人，政治上不甘寂寞，为争储位，各结私党。大学士明珠是惠妃的哥哥、皇长子的舅父，为支持皇长子，他联合大学士余国柱等， 与太子党对立。 康熙三十七年（１６９８）三月，康熙分别册封成年诸皇子为郡王、贝勒，参与国家政务，各有属下之人。这些皇子有权康熙传 １４３有势，纠结私党，争夺储位，使矛盾进一步发展。这样加剧了皇子与太子之间、皇子与皇子之间的矛盾。诸皇子及其党羽的共同打击的目标是太子和太子党。这样，太子被抛到了被四面围攻的不利地位。皇子们对太子有的造谣诽谤，有的用巫术镇魇，有的预谋杀害。康熙帝不知真相，听信谗言，对太子越来越反感和失信。还有一个原因是，太子权势增长侵犯和威胁了皇权。皇太子成长起来之后，康熙令其参与朝政，以便受到锻炼。太子有权有势，身边集结的人也日渐增多。随着皇帝年事日高，重势力的人物更加亲近太子，无形中朝廷里出现两个中心的趋势，使统一的皇权受到侵犯。这种矛盾由小到大，日益尖锐。后来又有人报告，太子的外祖父索额图与太子关系不正常，结太子党，图谋篡夺最高权力。康熙处理了索额图之后，甚至怀疑太子要替索额图报仇而谋害他。这样，废太子已势不可免。
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五月十一日，康熙巡幸塞外，命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子随驾。因为在巡行期间发生了几件事，使皇帝与太子的矛盾白热化。一是途中康熙最喜爱的皇十八子生了病，虽经百般治疗不见好转，康熙心中十分焦急。但皇太子可能将十八子看成潜在的皇位竞争者，所以不仅无动于衷，甚至喜形于色。康康熙传 １４４熙以“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意 ”，加以责备，太子“反忿然发怒”。 康熙由此看到太子冷漠无情，十分伤心和担心。另一件事是康熙听说皇子们常打骂诬辱大臣侍卫，其中也包括太子，康熙非常气愤。第三件事是，康熙发现太子每当夜晚便逼近他的帐篷，从缝隙向里面窥视，立即怀疑太子可能有什么动作。这件事很刺激康熙。另外，在外巡视期间，一心争夺储位的皇长子允褆跟在皇帝身边，皇长子在皇帝面前没少说太子的坏话，从而对废太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康熙四十七年（１７０８）九月四日，巡视塞外返京途中，在布尔哈苏台，诸王、大臣、侍卫、文武官员等奉旨齐集行宫前，皇太子跪在地上，康熙垂泪宣布了皇太子允礽的罪状，后说：如让皇太子干预政事，“必致败坏我国家， 戕贼我万民而已 ”，因此，不能让这不仁不孝的人为君。
宣谕完毕，康熙老泪纵横，仆地痛哭。就在同一天，皇十八子死。康熙帝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康熙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废斥太子。但废了太子之后，又很难过，愤恨、失望、惋惜、怜爱，多种心情交织在一起，一连６天“未尝安寝 ”，对诸臣谈起“涕泣不已”。
九月十六日，康熙回到北京，当天召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詹事、科道官员等于午门康熙传 １４５内，宣谕拘留太子允礽。康熙亲自撰文，于十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将被废皇太子幽禁咸安宫，二十四日颁诏天下。
废太子一事使康熙悲愤交加，心力交瘁。事后，他简直是哀求皇子们说：在同一天里发生皇十八子死和废皇太子两件事，心伤不已，你们仰体朕心，不要再生事。但是皇子们并未让他如愿。
允礽被废，太子空缺，诸皇子立即为争储位更加积极活动起来。首当其冲的是皇长子允褆。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康熙立嫡不成，势必立长，但康熙对他的野心已有所察觉。九月四日宣布拘禁允礽的同时，明确声明：允褆秉性躁急、愚顽，不可立为皇太子。允褆见自己夺储无望，意欲推荐与自己关系密切的皇八子，并利令智昏，为了根除障碍，竟奏请杀掉允礽，并说相面人张德明相皇八子允禩的面，后必大贵。康熙在告天祭文中申明，不再立储，使诸皇子断其争夺念头。接着一再在诸皇子面前批评允褆的问题，并追查出张德明相面且有谋杀太子的企图，后来又查审，发现允褆用巫术镇魇允礽，并阴谋暗害亲兄弟。其母惠妃也向康熙奏称允褆不孝，请置正法，康熙不忍杀亲生儿子，令革其王爵，终身严加幽禁。
皇长子失势，皇八子允禩势力大增，反皇太子势力聚集在允禩门下。允禩精明能干，在朝中有威望，康熙传 １４６党羽多，声势大，允礽被废后很有希望当太子。但康熙从相面等事情上发现他野心勃勃，“党羽早相要结”，后决定“将允禩镇拿，交与议政处审理 ”，不久革去贝勒爵。
储位空缺，诸子纷争愈演愈烈，使康熙认识到有必要把这个缺位补上，以堵塞诸子争储之路。其目标仍然是允礽。在调查处理允褆、允禩问题的过程中，康熙发现废太子时允礽的罪名原多不实。反之，倒是允褆等人要陷害以致谋害允礽。相比之下，允褆最狠毒，允禩最危险，允礽无大罪。
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７）三月初九日，康熙以复立皇太子允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庙、社稷。次日分别将皇三子、皇四子、皇五子晋封亲王，七子、十一子晋封郡王，九子、十二子、十四子俱封为贝子。康熙试图以此促进太子与诸皇子之间的团结。
复立太子二年半之后，康熙第二次废太子允礽。其原因仍然是过去的问题，是皇帝与储君、皇太子与皇子之间争夺权位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康熙复立允礽为太子有以观后效的意思。但随着太子复立，太子党也复聚。后来，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又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康熙决定再废太子。五十一年（１７１２）九月三十日，康熙巡视塞外回京当天就向诸皇子宣布 ：“皇太子允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康熙传 １４７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朕已奏闻皇太后，著将允礽拘执看守 。”十月初一，以御笔书向诸王、贝勒、大臣等宣谕重新废黜允礽的理由。十一月十六日，将废太子事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
康熙第二次废皇太子，圣体亦曾“少有违和 ”，但比较冷静，不像前次那样痛苦和愤懑，因为他总结历史经验发现，立太子就难免有矛盾，不立太子可能更好。
康熙再废太子后，已不欲再立储君，因而对眼睛盯着储位的皇子和保举皇子的大臣均极为反感。但诸皇子竞争仍未停息。尤其是皇八子允禩，得知太子再度被废的消息，得意忘形，结聚党羽，加紧活动，大有储君非他莫属之势。康熙对他深恶痛绝，批评也最严厉。【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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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最全的小说文库，尽在就爱读书 www.92to.com/book 由于立储的失败，给康熙的晚年带来无限烦恼和忧伤。 他日夜不安，费心劳神，“不能宽怀瞬息 ”，四十七年冬一场大病之后，他身体就很衰弱。他从五十六年十一月起，再次大病７０余日，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十月二十一日，康熙去南苑行围。大学士、九卿等上疏：明年万寿七旬大庆，应详议庆贺典礼。康熙一如既往，不准为他铺张，未批准。十一月七日，患病，自南苑回到畅春园。因为生病，命皇四子胤禛代行十五日南郊的大祀礼。康熙传 １４８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一连三天，皇四子胤禛遣护卫、太监等到畅春园请安，均传谕“朕体稍愈”。 十三日丑时，病情恶化，命从斋所召皇四子胤禛速归。接着召皇三子、皇七子、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二子、皇十三子、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面谕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戌刻，崩于寝宫。康熙帝因病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关于康熙的死因，当时社会上传说：康熙原拟传位于皇十四子允禵，皇上身体不好时，皇四子胤禛“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 ”，胤禛就登了位。说是雍正帝将其父毒死，这种说法因未见有确凿可信的史料根据，不可信。从康熙帝的健康状况和雍正谋皇位的特点看，我们相信康熙确是因病而死。
雍正皇帝继承父业，有所成就，作为康熙的继承人是当之无愧的。
康熙去世后，他的子孙后代、忠实臣仆，把他作为圣人无止境地赞美、讴歌。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康熙死后第二天，雍正上尊谥：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庙号：圣祖。
康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一位比较开明的人才。他在统一国家、捍卫主权、发展生产、提倡文化等方康熙传 １４９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民族一位杰出的人物。康熙传 １５０